我的一双英国皮鞋还很好，但是鞋帮上脱了一串线，我到马路上去看看有没有鞋匠摊头。很久没有到马路上鞋匠摊头修鞋了，现在，买一双不便宜的皮鞋已经是一件轻松的事，有的时候甚至是两三双一起买，所以想去找个摊头的打算已经成为“灵感”。这样，我就在小菜场旁边看见了这个阿姨的摊头。

　　她正在给别人修拉链，她还修伞，修包。她凌乱的头发当中有一小块是白的，双手很粗糙。我说：“阿姨，我这只皮鞋脱了一点线，你帮我修一修。”她抬抬头：“你等一歇。要么你先去兜一圈，等一歇来拿。”我说：“我不兜，站在这里看你修，不急的。”

　　边上还站着两个人。也有的人来了，说要修什么，把东西放下，先去买菜，等一会儿来取。没有一个人问她，修一修这个东西要多少钱，都不说钱的事，好像不需要问，心里有数似的。

　　我问她：“他们都认识你吗？”她说：“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我一直在这里的，已经十年了。”

　　在她的摊头的边上，还有一个踏缝纫机的阿姨，生意也很好，她们都是上海本地人。

　　我问阿姨，以前是做什么的。她说，一直修鞋子，她爸爸就是修鞋子的，她小时候看着爸爸修鞋，也喜欢修鞋了，长大以后就摆摊头，没有进过工厂。她好像蛮愿意说说自己的事情，她说自己事情的时候笑嘻嘻的，她今年58岁。她边上停着一辆小三轮，已经很旧了，车斗的护栏刷了红漆，底部加长了木板，所有的工具和材料都堆在上面。我问：“这辆车用了多少年了？”

　　于是她就又讲自己的事情，讲过去，也就是一个修鞋人的片段史。她说这辆车不是她买的。她原来是住在漕河泾镇的。我上班的大学也在漕河泾。一些年前，大学都热火朝天合并，很多大学还热情洋溢改名字，我那个大学也有人多么不愿放弃这个可以心潮澎湃的机会，但是又想不出震惊世界的名字，于是大家就嘲笑地说，改成漕河泾大学吧！那时，她修鞋的摊头就在那儿，在路边做了一个固定的铁箱子，工具和材料都放在里面，晚上不运回，早上不运来，不搬来搬去。可是，有一天，城管通知她，路边不可以放固定箱子，要拆掉，她就说，那么你们就给我一辆车，我可以晚上把东西运回去，早上运过来，否则怎么办？城管就带她到他们上班的地方，院子里停着没收的三轮，对她说，你挑一辆。她就挑了这一辆。每天晚上把工具和材料运回家，早上运过去，搬来搬去。有一次，一个女人走到她的摊头前，指着车对她说：“这车是我的！”她说：“是城管给我的，你去问他们要，他们说还给你我就还给你。”后来那个女人没有再来找她，她就一直骑到现在。红漆是她刷的，木板也是她加长的，很多年了，有点红尘滚滚的味道了。

　　我的大学没有改名字，她住的漕河泾也根本不是原来的镇了，那条有南货店、铁匠铺、茶馆、书场、澡堂，还有弹棉花的铺子的老街，在记忆里想找到位置都有点艰辛，记忆昏花了，总好像有人在说：“要记忆做什么？拆了拉倒！”拉倒吧，拉倒吧。阿姨也搬到了现在这个菜场旁边的地方住，离那个老街十几公里。 

　　她讲的时候没有停下修理的双手。她的双手里有很多故事，但是像她这样双手里有很多故事的人，总是修啊做啊，不会讲，所以安徒生没有继承他鞋匠爸爸的摊头，而是去写故事讲故事了，成为世界一个最大的童话。这个阿姨还是蛮会讲的，一会儿就把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看得出辛劳，还听见幽默。 

　　她现在开始为我修鞋。她的那台也是红尘滚滚的手摇机器只哒哒哒哒响了几下，我的鞋上已有了一串咖啡色的新线了。她说：“鞋子还很好的，有得好穿了。”

　　我说：“谢谢啊，阿姨。”她说：“不谢。”她又开始修别人的东西了。我问：“阿姨，多少钱啊？”我有点不好意思问。她说：“你就给一块钱吧。”我说：“一块钱太少了吧？”她说：“够了。”我走的时候说：“阿姨，我还会再来的哦！”她说：“哦，来。”

　　但是这样的摊头，阿姨，他们心平气和的一元钱童话，几元钱叙述，在这滚滚红尘中，还有多少笑嘻嘻的日子？他们坐在路边的勤快小呼吸还能翻几张日历？而我们果真还有很多机会，走到路上，就一眼看见这最平浅的诗意？

　　我问谁呢？我只能自己趁着它们还有的时候多走过来，让自己活得平浅一点，英国皮鞋也是可以到阿姨这里来修的。而这一切，都是未来人们阅读的童话。是阿姨写的，也是我写的。我们都有安徒生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