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绍兴”重奏前朝曲
炎热的夏天来临了，那时电风扇离老百姓生活还很远，空调更是连听都没听说过。夏天洗澡是每天必须做的事。每到黄昏，云南路就又多出一道风景，那就是到处坐满躺满洗好澡到马路上来乘凉的人们。那时候老百姓的家实在太小了，家庭人口又实在太多了，只能一个一个轮着洗澡，轮上谁，其他人就得出门回避。云南路就成了全弄堂人回避栖身和纳凉避暑的胜地。对我们来说，回避的时候，小书摊就成了最理想的歇脚地方。在我的印象中，在那样的大暑天，痛痛快快洗一把澡，然后坐在小书摊上租几本精彩的小人书看，绝对比吃棒冰雪糕有味道。棒冰雪糕一眨眼就吃光了，租一本小人书可以捧在手里从太阳落山看到天暗下来小书摊收摊。
不幸的是，小书摊在“文革”开始后也遭了殃，那遭遇对小书摊主来说肯定是致命的。那年我恰巧在阳台上目睹了事情发生的整个过程。我亲眼目睹了一群气势汹汹的红卫兵毫不留情地砸烂了小书摊。红卫兵不仅推倒了书架，还将一只只脚踏上去，将它们踩得粉身碎骨。后来他们就狠狠撕起了小人书，一边撕一边大声责问小书摊主：“谁让你用毒草小人书毒害青少年的？”“你卖黄色小人书毒害青少年用心何在？”“你必须低头认罪！”
那一本本曾经带给我无限幸福和快乐，并使我得到最初的文学启蒙的小人书，在这样的斥责声中，被撕成碎片随风飘荡……
小书摊主一动不动地拄着拐杖靠在墙上，如果没有身后的墙壁，他肯定站立不住。他表情凄惨，目光痛苦且充满哀怜，看去就像在为他的遭到不测厄运的小书摊肃立默哀。这一幕就发生在阳光下的云南路上。那年我十二三岁。那时候我还压根儿不会去想，没有了小书摊，小书摊主今后怎么生活。
小书摊从此在云南路上消失了。直到今天，我再也没有见过当年的小书摊主，甚至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我只知道小书摊主懂小人书、爱小人书。如果他当年那满书架的小人书保存到今天，他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连环画收藏大王。他恐怕做梦也不会想到，他的小人书有一天会酿成他人生的大劫难、大厄运、大悲剧。
“文革”不仅拒绝小人书，还拒绝一切与玩乐相关的场所，比如大世界游乐场。游玩大世界被理所当然地视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于是大世界的大招牌就被摘了下来。一忽儿换成“东方红游乐场”，一忽儿换成“上海青年宫”，虽然还是脱离不了一个玩，但却不再姓“资”（资产阶级）而是姓“无”（无产阶级）。
写云南路，当然不能不写小绍兴鸡粥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云南南路成为名传遐迩的美食街，其名声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小绍兴鸡粥店带起来的。那时候云南南路也不叫云南路，而叫八里桥路。
1937年，浙江绍兴马鞍镇章庄一个名叫章元定的人离开家乡，到嘉兴平望万盛染坊找到一份生计。不料染坊不久被日商吞并，章元定无奈之下到上海谋生。他先在一家锯木厂当临时工，后做起小买卖，从东方饭店（今上海市工人文化宫）、远东饭店（后为部队招待所，今已拆）的厨房那里批些鸡头鸡脚等杂碎，到附近大街小巷叫卖，据说生意还不错。
1940年，他妻子带着16岁的儿子章润牛也来到了上海，帮他一起卖鸡头鸡脚做小生意。相熟的人们自此称章氏父子为“老绍兴”和“小绍兴”。1943年，章家在八里桥路（今云南南路）菜市街（今宁海东路）大东新旅社门口搁下三块铺板，出摊供应鸡头鸡脚。生意很不错。这里顺带提一笔，宁海东路菜场也是很有名的一家菜场，从它从前被叫做菜市街来看，其形成菜市应该也属历史悠久。前文曾提到，宁海东路很早就形成了鸡鸭蛋行一条街，到我生活在那里时，宁海东路除了鸡鸭蛋行，已经成为一家著名的马路菜场。虽然它的规模没有邻近的八仙桥菜场、四马路（福州路）菜场那么大，但它的影响丝毫不逊色于它们。每天天不亮，宁海东路菜场就传来早起的人们前往排队买菜的一片闹嚷嚷的声音。那时候货物少，七点钟开秤卖菜，五点钟就得去排队，就这么点青菜萝卜茄子莴笋番茄……去晚了就轮不到了。排队买菜也是我们那时生活中的主要内容之一。
抗战胜利后，上海呈现出繁荣表象，八里桥路（今云南南路）小吃街已呈摊棚林立之势，章家将小摊又转移到这条路上的如意茶楼门口，还摆下小桌小凳，顾客可以买好坐下来慢慢吃，除了鸡头鸡脚，还有白斩鸡和鸡粥，很有点像今天夜排档的架势。不久后，章元定女儿章如花也从家乡来到上海，章润牛妻子吴阿嫒也来做帮手，生意日见红红火火。之后他们又向人取经，将白斩鸡烧煮得皮脆肉嫩，大受食客青睐，培养了大批回头客。
小绍兴白斩鸡终于名声在外，且越来越响。形成云南路特色小吃中的“品牌”。那时候人们叫“小绍兴”已不是在叫章润牛，而是叫章氏在云南路上的家族企业了。
“文革”中，云南路的小吃特色自然也属扫除之例。虽有吃，但不敢再张扬，据说数量也减少了许多。下午开卖后须排队购买，外卖大约一个多小时就卖完了。堂吃数量也有限。那时别说云南路不景气，整个上海恐怕也如是。直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之曲奏响，“小绍兴”才又重奏前朝曲。
小绍兴白斩鸡终于重现云南南路。那时章润牛每天凌晨亲自率众徒弟到宁海东路菜场、福州路菜场精选肉鸡。除此之外，他还奔波在南汇、川沙、青浦等郊县之间，并和其中的一些乡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请他们为小绍兴鸡粥店提供优质三黄鸡。
1984年，在上级公司的关怀下，“小绍兴”进行了装修，营业面积有了大扩展。1985年，云南南路更是刮起一股“三黄鸡”旋风，使云南南路作为“美食街”的特色地位有了大幅度提升。到了1986年，“小绍兴”再次扩大装修，并设立分店，引领了云南南路美食街的美食时尚。
说了云南路有关民生的内容，还得提及留在这条路上的另一历史印迹，那就是中共曾经的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那还是1928年初，在属于公共租界的云南路447号（今云南中路171—173号）二楼，中共建立了中央政治局机关。这是一幢坐西朝东的沿街楼房，与福州路上的天蟾舞台相通，楼下是生黎医院。机关以“福兴”商号的招牌作掩护，由熊瑾玎和朱端绶夫妇以湖南土布商人身份在此居住、工作。从1928年至1931年，这儿一直是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任弼时、项英等中央领导经常到这里办公、研究工作。曾任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亦曾出入这里。这个秘密机关在白色恐怖中存在了三年之久，始终没有被外人发觉，直到1931年4月顾顺章被捕叛变，中共才放弃了这个机关。
1946年，周恩来因忙于工作，无暇分身，便派司机开车送随行的熊瑾玎和朱端绶前往云南中路看视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并请他们拍几张照片送他作纪念。1952年，邓小平和李维汉路过上海，也特意到云南中路来看过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1980年8月该旧址被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现为民居。但不管怎么样，云南路曾经留下过这些人的身影，应该说也是属于这条马路的一个历史印迹。
（摘自《上海采风月刊》2015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