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做最坏的打算

　　霎时间，尽管还没确诊，已让我从云端重重地摔了下来，再怎么冷静自持，心头的震撼也难以言喻。我仿佛看见自己那美好的经历与前程，瞬时像碎纸片一样飘落……检验医师一言不发，更让我觉得大事不妙。我恐慌地忖度着，计算机屏幕上的亮点是否正在告诉我：你肚子里长了数十颗“肿瘤”，现在你已是个濒临死亡的癌症晚期病人！

　　想到自己可能的病情，想到死神竟这么近距离地逼来，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愤怒：我一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从来没做过亏心事，这种绝症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不接受这种判决！绝望中，一向乐观的我忍不住冒出一丝卑微的盼望，自我安慰道：或许那片子不是从自己肚子里照出来的，而是医生拿错了数据；明早一觉醒来，或许会发现：“原来是自己吓自己的一场噩梦！”

　　从病房高楼隔着玻璃窗向外望去，外面的世界依然忙碌，阳光灿烂，但我完全感觉不到一丝温暖，只觉得好冷！我在凄惶中走出医院，心情跌至谷底。脑海中闪过一个又一个念头，除了再找良医确诊，我忽然悲伤又理智地想到，如果我的生命所剩无多，现在该做好哪些准备？

　　第二天，我当机立断，决定做最坏的打算，为了先铃和孩子，无论如何我都得把遗嘱准备好。我从律师那里领回一叠表格。律师花了几个钟头仔细说明遗嘱的类别，以及填写表格的注意事项。我一向自诩条理分明、不怕填表，可是依照台湾地区继承制度的有关规定，立遗嘱所需要处理的表格，还真是烦人。

　　我把那些表格锁在抽屉里，几次拿出来看一看，又扔回去。心里闷闷的，像是憋着一团火，随时可能爆裂。

　　在死亡面前跟法律打交道，这真是极为吊诡的一件事！死亡何其伤感，法律又是何其冷酷、无情。我独坐桌前，把遗嘱需要的文件摊了一桌子，一边深陷在生命即将走到绝境的悲哀里，一边又得极度理智而冷静地仔细思索身后事该怎么安排。

　　一份正式的遗嘱，必须严谨、周密地做好全盘考虑。律师告诉我，我的遗嘱必须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假如我死了，我的遗产要如何分配给妻子和两个女儿？第二，假如妻子和我同时死了，遗产如何分配？第三，假如我和妻子、一个女儿不幸同时死亡，财产如何分配？第四，假如太太与两个女儿和我不幸同时死亡，又该如何分配？ 

　　天哪！想到这些可能，我不寒而栗！然而，人间世事之荒谬，就在于你明知道它是荒谬的，可是又非做不可。我拿起笔，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我的遗嘱。

　　依照规定，这一式四份的遗嘱，总共24页，还必须是本人手写才有法律效力。我自11岁离乡赴美，就很少有机会手写中文，即便后来在中国工作，中文用得多了，也都是用电脑键盘敲出来的。这回为了写遗嘱，我必须工工整整、一个字一个字地亲自抄写，每个地方的姓名、地址、电话、身份证号码等，更不能有一字修改、涂写，一处有错便要全部重来。

　　律师把一叠厚厚的文件交给我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李先生， 你慢慢写，不着急！” 

　　然而，只要一想到自己时日不多，心里就惊慌得不得了，让我还怎么慢慢写？我边写边抱怨：“这不是折磨人嘛！我现在还有体力慢慢写，要是已经病入膏肓，谁还有力气写这东西啊？” 

　　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面对这种抄写工作的。一个健康的人写起来可能不那么辛苦，而我在身心俱疲的情况下勉力而为，还要按捺住时不时冒出来的烦躁、气闷：“我才50出头，人生就要结束了？”才写到第二份，就已重誊了几十次，真是痛苦不堪！想着先铃、孩子，勉为其难地整整费了一天半时间，终于完成了这个苦差事。

　　怀着惆怅不安的心情，我回到家，面对妻子家人关切的询问，只是支吾其词，含糊以对。以后都过得很不好，思绪不宁，睡眠质量也更糟了。

　　一星期后，终于到了复诊看报告、正式聆听宣判的时候。医生看了我的PET检查结果，甚至不敢直视我的眼睛，告诉我实情。他安慰我，PET检查结果未必百分之百准确，他也不是癌症专科医生，腹部照出来的二十几个亮点，不一定是恶性肿瘤，仍有可能是炎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