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做最坏的打算
霎时间,尽管还没确诊,已让我从云端重重地摔了下来,再怎么冷静自持,心头的震撼也难以言喻。我仿佛看见自己那美好的经历与前程,瞬时像碎纸片一样飘落……检验医师一言不发,更让我觉得大事不妙。我恐慌地忖度着,计算机屏幕上的亮点是否正在告诉我:你肚子里长了数十颗“肿瘤”,现在你已是个濒临死亡的癌症晚期病人!
想到自己可能的病情,想到死神竟这么近距离地逼来,心里忽然涌起一股莫名的愤怒:我一生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从来没做过亏心事,这种绝症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我不接受这种判决!绝望中,一向乐观的我忍不住冒出一丝卑微的盼望,自我安慰道:或许那片子不是从自己肚子里照出来的,而是医生拿错了数据;明早一觉醒来,或许会发现:“原来是自己吓自己的一场噩梦!”
从病房高楼隔着玻璃窗向外望去,外面的世界依然忙碌,阳光灿烂,但我完全感觉不到一丝温暖,只觉得好冷!我在凄惶中走出医院,心情跌至谷底。脑海中闪过一个又一个念头,除了再找良医确诊,我忽然悲伤又理智地想到,如果我的生命所剩无多,现在该做好哪些准备?
第二天,我当机立断,决定做最坏的打算,为了先铃和孩子,无论如何我都得把遗嘱准备好。我从律师那里领回一叠表格。律师花了几个钟头仔细说明遗嘱的类别,以及填写表格的注意事项。我一向自诩条理分明、不怕填表,可是依照台湾地区继承制度的有关规定,立遗嘱所需要处理的表格,还真是烦人。
我把那些表格锁在抽屉里,几次拿出来看一看,又扔回去。心里闷闷的,像是憋着一团火,随时可能爆裂。
在死亡面前跟法律打交道,这真是极为吊诡的一件事!死亡何其伤感,法律又是何其冷酷、无情。我独坐桌前,把遗嘱需要的文件摊了一桌子,一边深陷在生命即将走到绝境的悲哀里,一边又得极度理智而冷静地仔细思索身后事该怎么安排。
一份正式的遗嘱,必须严谨、周密地做好全盘考虑。律师告诉我,我的遗嘱必须考虑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假如我死了,我的遗产要如何分配给妻子和两个女儿?第二,假如妻子和我同时死了,遗产如何分配?第三,假如我和妻子、一个女儿不幸同时死亡,财产如何分配?第四,假如太太与两个女儿和我不幸同时死亡,又该如何分配?
天哪!想到这些可能,我不寒而栗!然而,人间世事之荒谬,就在于你明知道它是荒谬的,可是又非做不可。我拿起笔,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我的遗嘱。
依照规定,这一式四份的遗嘱,总共24页,还必须是本人手写才有法律效力。我自11岁离乡赴美,就很少有机会手写中文,即便后来在中国工作,中文用得多了,也都是用电脑键盘敲出来的。这回为了写遗嘱,我必须工工整整、一个字一个字地亲自抄写,每个地方的姓名、地址、电话、身份证号码等,更不能有一字修改、涂写,一处有错便要全部重来。
律师把一叠厚厚的文件交给我时,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李先生, 你慢慢写,不着急!”
然而,只要一想到自己时日不多,心里就惊慌得不得了,让我还怎么慢慢写?我边写边抱怨:“这不是折磨人嘛!我现在还有体力慢慢写,要是已经病入膏肓,谁还有力气写这东西啊?”
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面对这种抄写工作的。一个健康的人写起来可能不那么辛苦,而我在身心俱疲的情况下勉力而为,还要按捺住时不时冒出来的烦躁、气闷:“我才50出头,人生就要结束了?”才写到第二份,就已重誊了几十次,真是痛苦不堪!想着先铃、孩子,勉为其难地整整费了一天半时间,终于完成了这个苦差事。
怀着惆怅不安的心情,我回到家,面对妻子家人关切的询问,只是支吾其词,含糊以对。以后都过得很不好,思绪不宁,睡眠质量也更糟了。
一星期后,终于到了复诊看报告、正式聆听宣判的时候。医生看了我的PET检查结果,甚至不敢直视我的眼睛,告诉我实情。他安慰我,PET检查结果未必百分之百准确,他也不是癌症专科医生,腹部照出来的二十几个亮点,不一定是恶性肿瘤,仍有可能是炎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