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邮递员常怀有深深的敬意。一身绿色的工作服，一个绿色的邮包，外加一辆漆着绿色的自行车，便是他们的全部装束。记得小时候家住在石库门弄堂，每逢送信送报的时间，弄堂口总会传来一阵阵清脆悦耳的银铃声。不用猜，那准是人称小林的邮递员一脸灿烂地为张家姆妈、李家伯伯送来来自远方的信札和散着油墨香的报刊。那情景，仿佛是亲人相逢一般，给我儿时的心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和邮递员打交道是大妹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以后。那时大妹才17岁，父亲患气喘病卧床已有数月，东北山高水长，天寒地冻，难免要牵肠挂肚的。记得隔壁阿三头和大妹同在一个团，阿三头的信他妈妈早已收到了，而大妹的信却要迟到好几天。这几天，父母食之无味、辗转难眠地牵挂啊。“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只有父母才有这种体验啊。

　　远在北疆的大妹的信件通过邮递员温暖的手一封封来，家中的叮嘱随着邮递员热情的目光一封封去。可以这样说，大妹在黑龙江的8年里，多少担忧和牵挂，多少期许和盼望，就靠着信封上那圆圆的邮戳承载。每每收到大妹的来信或代父母回信，我总是浮想联翩，这山一程，水一程的，一车车的邮件要通过多少邮递员辛勤的手分拣和专送，无论是山高水长还是冰天雪地，只要你把信件交付给亲爱的邮递员，无论是头发花白者还是一脸稚气者，你尽可以高枕无忧，你热切的心愿，我们亲爱的邮递员是绝不会让你失望的。人们常说，我们的战士是最可爱的人，从一定意义上说，那些穿着一身绿色工作服的信使同样也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啊。 

　　对于平时喜欢动动笔的人来说，与邮递员打交道的频率相对要高一些。上世纪90年代初，在朋友和家人的鼓动下，我又故伎重演，不知深浅向报刊投起稿来。居家对面的邮筒是我经常光顾的，工余之暇将写就的习作轻轻地放进邮筒，正如有部电影的女主角所言：屏住呼吸，悄悄地等待着幸福的来临。但“幸福”却是姗姗来迟。那位为我送报刊的青年邮递员比我还着急：怎么报上还不见你的文章？有时欲去居家对面的邮筒，恰巧邮递员来送信件，他总会热情地说：交给我吧。于是还留着体温的信件传递到他的手里滑进那绿色的邮包。倚在窗前，目送着绿色的邮车在一串串欢乐的音铃声里向前方驶去。 

　　就这样，一封封信件通过这绿色的邮路飞向了报刊编辑的写字台上，那一手不敢恭维的钢笔字，竟化作一块块文章在报纸上发表。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为我送信件的邮递员是我的“豆腐干”的第一读者，每逢文章发表，他们都会互相通风报信：这篇文章是我投递出去的；哦，那发在杂志上的文章是金先生交给我的。那口气，那感觉真的比我还激动。目睹这情景，听着他们相互较劲的样儿，你会不由自主融入这心灵不设防的氛围里。 

　　如果问我和哪个行业的人最熟，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你：邮递员。虽然居家搬迁多次，无论是海滨小城的老马，还是位于平阳路邮局的小唐，前两年新结识的广中路邮局热心的高师傅，都让我感恩不尽而成了好朋友。

　　尽管现在的通讯工具日新月异，但对身着绿色邮电工作服、骑着绿色自行车、驮着绿色邮包的邮递员我总怀有一种别样的感激和敬意。这充满生命张力、和睦温馨的绿色的确给人太多的遐思和联想。哦，如果我们的社会，人与人之间都有一条通向心灵的绿色甬道，那该有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