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孟尝君是个养士大户，收养门客数千，管吃管住，免费招待。不过待遇有不同：上等门客有鱼肉吃，出门有车坐，还照顾家属吃喝；二等的稍次；三等的大抵只吃上萝卜白菜。所以齐人冯谖为此闹情绪，抱怨“食无鱼”、“出无车”、“母亲无人照顾”云云，孟尝君赶紧酌情解决。

　　平原君养士也不少，其中有个瘸腿门客，每天到井边打水，一瘸一瘸，水花四溅，引起楼上女侍发笑。瘸腿门客忍不下这口气，不辞而别了。平原君知道后，感觉很没面子，硬是杀了女侍，找到瘸腿门客，登门谢罪，把他接回来。可见当时的养士也是一种竞争，虽然还谈不上尊重人才、使用人才，收养的也不一定都是冯谖、范蠡那样的“锥处囊中”的人物，但不管怎么说，在当时的生产关系条件下，养士也是一种人才生态环境。比如“鸡鸣狗盗”的故事，就说明门客运用一技之长，搭救了一次孟尝君。

　　很多年以后的王安石，对孟尝君提出批评：“擅齐之强，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取鸡鸣狗盗之力哉。”（《读孟尝君传》）意思是靠这种鸡鸣狗盗，从后门脱险，是非常侥幸的，以齐国的条件，如果养一个真正的“士”（大才、专才），好好发挥他的作用，完全可以与秦国抗衡，也不用靠这些市井之徒，去装鸡仿狗，“蒙混过关”，简直掉尽了价。

　　王安石批评孟尝君因小失大。孟尝君当时也有他的难处，他若有知，会说王安石站着说话不腰疼。但王安石的“人才效益观”却可供现在人们学习。人多，在某些时候是一种优势，但智力优势不一定靠人多，而是靠人才素质。三个臭皮匠，抵个诸葛亮。如果是三个诸葛亮，那就产生无法估量的效益。齐国的强盛，虽然门客尽此一报，难能可贵，但用好大才专才，效益更高。

　　王安石的“人才效益观”，有一定的道理，搞大呼隆，难免培养一批阿混出来。但必须看到，王安石自己在用人方面，也没有跳出片面的窠臼。比如他推荐的吕惠卿、邓绾，都是先以同道的面目出现，“意多所合”，俨然大才，加上吹吹捧捧，取得荆公信任，得以参与新法颁行工作。但在新法失败以后，吕惠卿有了权，便忌安石重出，极尽阻挠之能事，王安石这才深悔为其所误，只得罢相归隐；乃至于以后的蔡确、章惇、蔡京，更是一个不如一个了。

　　王安石的智力效益观，孟尝君没有也不可能想到。而王安石所谓“大才”、“专才”效益，结果事实证明，也欠周详。有的人并非真正的同道，对这样的“士”，又如何先考察，再委以兵马之重，王安石也没能想到。到深悔为其所误时，太大的代价，已经从账上划出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