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经称赞我妈妈陈琮英是“革命的贤妻良母”；我爸爸任弼时则称她为自己的“贤内助”；而妈妈则认为爸爸是自己参加革命的“领路人”。关于妈妈的生平报道，有关部门这样讲道：“1934年至1936年，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爸爸与妈妈是由“娃娃亲”连理而成的革命夫妻。
1902年，妈妈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县新桥镇，取名“仪芳”。爸爸1904年出生于湖南省汩罗县。爸爸是在长沙结识了毛泽东以后走上革命道路的。1920年，16岁的爸爸离开长沙，去上海学习俄文准备赴苏联继续学习，妈妈坚定地支持爸爸的选择。两人虽然各分一方，却都守望着约定和承诺。直到1926年，爸爸从湖南接妈妈到上海喜结连理，并介绍她加入青年团组织。从此，妈妈跟随爸爸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在上海等地，她担任党的秘密交通员，从事党的机要和油印工作，并兼管部分中央经费。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又经周恩来亲自安排进入中央苏区，与爸爸得以团聚。后经邓颖超等介绍，妈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被安排在中央机要科工作，此后，他们一直朝夕相处，共同学习、工作和生活。
爸爸耐心帮助妈妈学习文化，妈妈也成为爸爸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特别是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爸爸和妈妈相濡以沫，情笃弥深，共同经历了艰难困苦乃至于生死的考验，是革命队伍中有口皆碑的夫妻楷模。妈妈最喜爱的装束是戴上缀有一颗红星的灰布八角帽，穿一身灰色衣服。那顶八角帽总是摆在家里的明显处，这是1986年纪念长征胜利活动中发给出席会议老红军的纪念品。对此，妈妈格外珍惜，每逢出席重大纪念活动或参加社会活动，总是将这顶红军帽戴在头上。有一次，我开玩笑说她的红军帽是假的，没有想到她马上生气不理我了，说：“红军光荣，我是真红军。”我急忙道歉，她才谅解了我。现在我理解了妈妈：她在红军时期的英姿已留在她对长征的永恒记忆中，红星的光芒永久闪耀在妈妈心中。有时，部队首长前来看望她会行军礼致敬，妈妈都特意戴上红军帽还礼致谢。她念念不忘自己是红军部队中的一员，并为此而感到无比自豪。她永远铭记着长征路上那红色的峥嵘岁月！
“我丢得起老婆，可丢不起机要密码啊！”
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训令，要求组建红六军团西向进行战略转移。妈妈所在的机要部门接收到训令的电报后马上转报给爸爸等首长，爸爸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经过准备，作为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的爸爸，和萧克、王震于8月7日率领9700多人开始了英勇西征，妈妈也跟随爸爸一起，临行时把弟弟湘赣留了下来。连续行军，历尽艰辛，特别是即将和贺龙所部会合前，经历了最艰难的梵净山区转战。梵净山山高岭峻，人迹罕至，8月暑气蒸腾，战士们缺衣少食，赤脚行军。爸爸在紧张征战与生活困顿中打起了“摆子”，身体极为虚弱，只好有时由警卫员搀扶着艰难行走，有时躺在担架上指挥行军。部队在与强敌发生遭遇战时，爸爸和妈妈身边只剩下余秋里、毛少先等七八个人。妈妈心急如焚，和担架员护卫在担架左右。妈妈这样回忆爸爸：“记得有一次，你病得很厉害，正在打针时，敌人来了。紧急抢渡过河，我们全身都被河水溅湿了。但我在你脸上看不出一丝一毫的惊慌。”
由于情况紧急，毛少先背起爸爸，拼死力向山上攀登，余秋里负责断后。毛少先把爸爸背到安全地带，自己累得瘫坐在地上。妈妈为他揩着头上的热汗，心痛地紧紧拉着他的手久久不肯放，说：“谢谢你，矮子同志！”关切目光里，传递着她对爸爸安危的关注和战友间的深情厚谊。这时，爸爸也感到了处境危险，感激地拍着他的肩膀说：“好险呀，是矮子同志救了我的命啊！辛苦了，矮子同志！”还发给他一把大刀以示鼓励。毛少先拿着大刀，激动地跑到妈妈面前，妈妈的眼睛也湿润了，她为革命队伍中纯洁的同志情谊感动着。
西征途中，妈妈不但要照料病中仍然负责指挥的爸爸，还要协助他做大量细琐的日常工作。机要科的工作担子琐碎而繁重。妈妈知道收报、译报、发报中的每个环节都系着全军指战员的安危。她言传身教，不辞辛苦，和机要科的同志日夜工作着。她经常陪同爸爸到电讯中队去，传递着爸爸对电讯中队同志们的关怀。她知道，这是全军团与上级及友军联系的生命线。有时爸爸也投入大量精力，甚至亲自参加一些重要电文的破译。电台报务员阎知非，主要负责电台对敌侦听，截获或破译周边敌军情报，为军团首长提供决策参考。在艰难行军中，阎知非步履蹒跚，爸爸知道他已经几天没合眼了，关切地询问并命人牵来自己的马匹让他骑。他看到妈妈瘦小的身躯艰难地行走，就把缰绳塞到妈妈手里。妈妈说：“骑上吧，你比谁都更需要保持体力。”阎知非的一件棉袄，是妈妈在西征途中送给他的，他几经推辞才收下，后来一直珍藏着。
也就是在这次西征中，背着机要密码不离爸爸左右的妈妈，由于饥饿、疲劳，渐渐地掉队了。她赤着脚，倚着一棵大树，大口地喘息着。她知道处境危险，但筋疲力尽。负责宣传和收容的陈罗英发现了妈妈。她果断地扔下自己肩上的东西，连背带拉地架着妈妈急赶了十多里路，才脱离了危险地区，找到了部队。
此时，爸爸等军团领导正为找不到妈妈而焦急不安。见她们回来了，爸爸非常高兴，诙谐地说：“我丢得起老婆，可丢不起机要密码啊！”陈罗英不只是救了一名战友，更重要的是她救了身藏密电码的妈妈，从而保护了全军的机密。
“敌人电台出来没有？”“听到听不到”
在我的心目中，妈妈几乎从不出头露面，是我们党秘密工作中默默无闻埋头苦干的无名英雄。
1935年1月，侦察分队成立，从无线电大队挑选经过考验、觉悟高、技术全面的同志为队长，并挑选了四位精干的报务员。分队直接由爸爸领导，与机要科是一个行政编制，并任命机要科长兼任分队政委，行军宿营都紧随爸爸行动。此外，对侦察分队人员、器材等有关保障都从优待遇。挑负机器的运输员，是从部队挑选的身强力壮的战士担任，同时专配一个武装监护班保卫侦察分队安全。生活上，除给侦察分队专配马匹、选配能力强的司务长管理生活外，爸爸还给无线电技术人员规定特殊津贴，发给每个报务员7元至9元不等的光洋津贴，另外还给他们发夜餐费。别人都认为他们特殊，但是他们的工作时间和重要性，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妈妈当时就是在这样的机要部门工作的。
爸爸和妈妈对同志态度温和，平易近人，特别是对小报务员倍加爱护，循循善诱，小报务员们一点儿也不怕他们。机要科和侦察分队的工作房是爸爸随时出入的场所，有时他来询问工作情况，有时他与小报务员们坐一条板凳随便聊天。他常问：“敌人电台出来没有？”“听到听不到？”当侦听到一个重要情况时，他常会喊绰号（小名）表扬两句。
江文是1931年在中央苏区认识爸爸的，以后随爸爸和妈妈在湘赣军区，直至红二方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一直负责通讯和技侦工作。在“左”的错误和肃反扩大化情况下，江文被诬告“动摇逃跑”，将要被抓起来，是爸爸和妈妈出面保护了他。1993年，他去看望健在的妈妈时还问：“您还记得长征前夕保卫局要杀我的事吗？弼时同志和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终生不会忘记，没有弼时同志我早就见阎王了。”妈妈说：“这事我知道，弼时找你谈话我也知道，他对肃反是很慎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