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婚不准操办酒席”“双方均为再婚的不准操办酒席”“违者礼金一律没收”……这些限定性极强的规定是贵州某县的县委办公室、县政府办公室印发的规范管理县辖区内所有城乡居民操办酒席的“红头文件”。据《人民日报》报道，近年来一些地方发布的“红头文件”随意任性，被网民吐槽。

　　“红头文件”多指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其本身具有很强的权威性与严肃性。现实情况是，虽然名为行政规范性文件，有些“红头文件”自身却并不“规范”。遍览“问题文件”，大多有以下几个特点：设定公民义务或剥夺公民权利无法定依据，违反行政处罚法擅自设定行政处罚内容，擅自设定行政审批事项或增加行政审批环节和条件……一言以蔽之，这些“问题文件”的内容随意而任性。

　　“红头文件”虽然不是立法资源，却也是必须考量成本与效率的行政资源，脱离实际的“奇葩文件”意味着行政资源浪费，违反法律法规的“法盲文件”则意味着对公共利益的侵犯。随意而任性的“红头文件”，不仅损害政府形象，还是对法治社会的破坏。

　　“问题文件”屡见不鲜，值得追问的是监督审查机制。按照国务院《法规规章备案条例》和《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要求，各级政府法制机构要对报送备案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依法严格审查，做到有件必备、有备必审、有错必纠。政府出台的规范性文件，首先应由法制机构进行把关，“问题文件”的出现，毫无疑问是因为审查不严。究其原因，相比起“红头文件”的数量，法制机构的人员往往捉襟见肘，更为重要的是，地方法制机构隶属于地方政府，很难对其形成有力的监督。

　　针对“红头文件”，法制机构应履行事前审查之职，人大则履行事后审查之责，相比起法制机构，人大监督不仅层次更高，而且效力更大。在依法治国的背景下，人大监督政府“红头文件”是职责所系，敢于纠错纠偏，才能督促政府依法行政。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15—2020年）》，要求“2017年年底前，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完成对现行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清理工作，清理结果向社会公布。”另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在今后5年努力实现法治政府基本建成的目标。全面清理“带病上岗”的“红头文件”，意义显而易见。

　　为确保“红头文件”科学规范，应公开决策过程以提请公众参与监督。消除行政神秘化已成打造责任政府的基本要求，“红头文件”不仅应经得起法律的审查，还应经得起公众的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