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6年起，全国许多省市相继出台户籍新政——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区分，建立统一城乡户口登记制度。笔者闻之，心头一颤，思绪顿生。

　　40后、50后、60后的几代人都知晓“农业与非农业”之利害关系。这一区分的历史不长，过去，无论你是农民还是手艺人，走到哪儿都能落脚栖身，要不然上海怎能成为全国最大的移民城市？然而，1952年后，农民再要想成为城里人就难办了。缘何？新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划出了一条“农业与非农业”的鸿沟。当然，当时的政策实在是为国情所困。泱泱农业大国，如果放任人口自由流动，在当时的物质基础和社会条件下，是要出乱子的。记得“三年困难时期”，还动员城里人回乡当农民。1960年，上海纺织系统就有许多家在近郊农村的女工，响应政府号召离开车间回到田头，为的是减轻城市压力，替国家分忧。

　　在当时党和国家的文件中明明白白地写着“社会主义最终要消灭三大差别”（即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而在二元结构的时代，几乎每天都在上演“农村人想成为城市人”的悲喜剧。笔者姐姐1968年高中毕业，赶上“一片红”（全部下乡），去了上海县的北桥公社插队落户，其间有概率极低的招工升学机会，姐姐没背景，轮不上。1976年，27岁的姐姐结婚了，姐夫是城里人。没多久孩子出生，小外甥也没有城市户口，因为当时户籍政策是子随母入，要入，就得到北桥公社灯塔大队去报农业户口，外甥成了“黑孩子”。为此，姐姐的公婆冷落媳妇。直到1979年，家母退休让姐姐顶替，姐姐母子俩才报上非农业户口。1995年风靡一时的电视剧《孽债》更是对此作了形象的注解。剧中人为了获得重新做一个城市人的权利，走出抛弃骨肉的“狠心”一步，让观众在扼腕的同时又洒下一掬同情泪。

　　当年，“农转非”是“天下第一难”。农业人口要想转为非农业人口，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考取大中专学校后毕业分配在城市；另一条是当兵提干，穿上“四个兜”（军官上装是四个口袋），转业后变成城里人。再有就是特殊个案了，即干部家属“农转非”。笔者当年在外省工作，每年全县“农转非”的指标屈指可数，公安局长都不敢动用，得上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分配给谁。

　　今天，政府能出台“取消农业户口”的政策，是经济社会发展到较高水平后的必然趋势，是水到渠成之举。“三大差别”的消灭已从愿景开始化为现实，农村与城市的“鸿沟”开始填平。不说大道理，就说一个人人都看得清的事实：现在的城市，无论北上广深，还是内地三线城市或四线的县城，离开农业人口，城市还能运转吗？回答是NO。中国已经从一个农业大国变成工业大国，工业化推动城市化将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一出“大戏”，取消“农业户口”只是拉开了帷幕，好戏还在后头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