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母养育了四个子女，我排行老三，上有哥姐下有弟。哥排行老大，家中不少我们不会做的家务都是他的强项，哥会裁剪、缝纫、理发、修鞋、砌墙、做“行灶”……替父母分担了很多家务，他那双粗糙而又灵巧的双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家里门两旁的墙壁原先是木板置成的，时间久了木板腐烂了，雨天刮进了水，哥想拆了砌砖墙，经邻居天为介绍，星期天，父亲与哥借了辆劳动车（平板车），两人到昌化路一家厂里拉回了足足一车煤屑砖，累得满头大汗。哥从来没有做过泥水匠的活，他都是看邻居砌墙而默默记在了心里。他模仿着人家用一根细绳吊着半块砖头做垂直水平线。煤屑砖易碎，他稍稍将其浇湿，便左手持砖，右手拿砌刀，砍砖，抹石灰，垒砌时跟线，砖与砖左右相邻对平，竖缝横缝的石灰浆填充密实，两堵墙砌好了，他又在墙面抹上了厚石灰，从没砌过墙的他，居然把两堵墙垒砌得平平整整又结结实实。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弄堂里兴起了一股自学裁剪热。哥也成了一个裁剪迷。他托人买了紧俏的《服装裁剪基础知识》，就依着葫芦画瓢，他的自学能力和动手能力特别强，买来划粉、软尺、裁剪刀，在一大叠报纸上苦练裁剪基本功，他把自己的旧衣旧裤拆了再缝起来。没多久，他居然会帮弄堂里的人裁剪裤子和衬衫了，只要有人找他，他都有求必应。帮人量尺寸，他像模像样地从脖子上取下软尺，这里量腰身，那里量胸围，又拿起铅笔记下尺寸，俨然一个老裁缝。他帮左邻右舍裁裤子做衬衫不收分文的，一时间，哥成了弄堂里炙手可热的“裁缝”了，我家对门的苏北老裁缝对他直翻“白眼”。

　　哥中学分配去崇明农场后，没有放弃他的业余爱好。1974年，他在连队帮我做了条“的确良”裤子，我竟然独自乘双体客轮专程去崇明取回了我人生第一条“的确良”裤子，那时的“的确良”料子也算是时髦货了。 哥由农场上调回沪后我又去了星火农场。1978年10月，奉贤南桥举办庙会，我买到了久盼的军绿布，利用场休，我迫不及待地把布料送回了家，哥拿出一块画粉，在军绿布上横横竖竖画起了线条，不一会儿，一张清晰的裤子图样展现在我的眼前，接着，他拿起一把大剪刀“咔嚓，咔嚓”地剪了起来，剪刀就像火车在铁轨上跑一样，顺着布料上的划线向前移……仅大半天的功夫，他帮我与朱良沪各做了一条军裤。 八十年代后期，街道党委书记黄英兰的丈夫赵云俊担任了上海市外办主任，一次，老赵隔日要出国，临时想起要做条裤子，情急之中，我把老黄给我的裤料和老赵的一条样裤带回了家，哥仅凭老赵的样裤，连夜帮他赶制了一条西裤。老赵穿着哥做的裤子陪同市长出国了。 

　　家里人的套鞋（雨鞋）坏了，哥买来胶水，坐在小凳子上，双膝盖上一块旧帆布，他把套鞋夹在双腿之间，先用小锉刀把破裂的表面锉出毛头，在套鞋破损的地方和内胎皮上分别涂上胶水，稍干后粘贴上，用小锉刀的背面木块将补的地方敲紧，他俨然又像个“老皮匠”。

　　母亲手工纳的鞋底与做好的鞋帮，也是靠哥用粗针、锥子和鞋线一针一针镶上去的。多年来，我与弟一直穿着母亲与哥合制的“松紧鞋”。哥又怕我与弟的鞋底磨损得太快，他又剪开了自行车的外胎皮，为我的“松紧鞋”钉鞋掌，他翻出专用工具，一个铁制的鞋撑，将“松紧鞋”套在鞋撑上，用鞋钉沿车胎皮四周钉上一排鞋钉，中间也钉上几个，钉好后的车胎皮四周大出鞋底的，他没有皮匠用的那种削刀，便用剪刀或刀片剪削，让鞋掌与鞋底平整如一。“松紧鞋”绽线脱线脚了，哥会用鞋底线一段段重新缝上。

　　1973年，家里的地坪坏了，哥正好从农场回来，父亲带着哥与我，拖着劳动车去天原化工厂拉回一车车的“电石污”，作为铺地坪的材料。只见哥先把泥地铲平，又用泥刀把地坪斩成毛糙地，扫尽浮土，洒上水，将一桶桶的电石污倒在平整的地坪上，哥拿着木抹子，蹲在地上一抹又一抹，抹平地坪上的“电石污”，累了，他伸个懒腰，一点点抹，一点点退，直抹到家门口，人也退到了门外，正好抹平收头。干燥后的“电石污”地面，坚如磐石。为了装卸“电石污”，我赤脚猛干，脚泡在“电石污”中不幸划伤感染，红肿、发炎、化脓，至今，我的脚上还留有二块疤眼，那年，我才十五岁。

　　除此外，哥还会做煤球炉、养鸡，爬上屋顶铺瓦片筑漏和修“老虎窗”。他的手艺还会很多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