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游击”到“自管自治”

　　得知可以申请“上海街头艺人节目审核许可证”，是在李雄刚遭遇生活低谷时。常年在城隍庙卖艺的他，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利于产生集聚效应，观众只剩路人，朝不保夕。

　　看到可以“持证上岗”的新闻，他前后去政府、街道打听了几次，最后找到了上海演出行业协会，并通过考核成为了首批“持证艺人”。问他有证和没证的区别，他答得朴实：“就是你可以存在，和不应该存在的区别，有证上街演出就有底气！”

　　感恩于街头艺人的“身份确立”，如今李雄刚主动担任起“街艺自治”的管理员，每天按时巡岗既保证艺人到岗时间，也为同事们碰到的难题及时做好反馈，解决问题。这份管理员的工作虽是义务劳动，李雄刚却干得开心：“只有保证街头艺人的管理，才能让我们更长久地在街头演下去。”

　　摆出那只箱的艰难

　　自湖南湘潭“漂”到上海，刘晓民并非是穷途末路，在讲台上站了半辈子的他，是孩子们口中敬爱的刘老师。“教师是一份高尚的职业。”这是他决定转行成为街头歌手时，听到最多也最委婉的劝说。“尤其在老家，很多人想不通，我放着好好的老师不做，跑到马路上去唱歌。在他们看来，在马路上唱歌，和‘要饭’没什么区别。”

　　刘晓民承认，虽然下了一万遍决心，但站在上海街头“卖艺”，特别是要将那个小钱箱放在面前的那一刻，他还是“怂”了，“这小小钱箱好像千斤重，我怎么也推不出去。”这份心理障碍，是在上海待了个把月后才消解的，他说：“是上海改变了我！这是座不一样的城市，在这里，以劳动谋生不会被耻笑，站在街头唱歌还会被很多年轻人觉得是特别‘潮’的事。”说道“潮”的时候，这个传统的老师脸红地笑了笑。

　　大学生站上街头

　　与大多数街头艺人还是靠“卖艺为生”不同，大学毕业的周宇并没有那么紧迫的生活压力，学着热门专业的他本有许多出路，可他却毅然决然地走上了街头。同学们有支持、有不解，周宇却很坚定：“生命有限，我就是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唱不同的歌，讲述不同的故事，分享不同的心情，给行色匆匆的路人带去一份温暖和慰藉，这就是周宇想做的事。

　　像周宇这样的在上海街头艺人中显得特别，但在街艺已经发展十多年的中国台湾，却习以为常。自宝岛台湾漂到上海的胡启志，是上海街头艺人中知名度最高的，他“当街卖艺”已有十年历史，他自豪地说：“我们是城市浪漫元素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