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先是在天津基督教男青年会工作。不久入聘清华学堂（清华大学前身）。暑假他回天津见恩师张伯苓先生，说对教书没兴趣。张先生说，你才教了半年书怎么就说没兴趣，青年人要能忍耐，回去教书！张先生话不多，但有分量，梅不安分的心开始淡定。
1928年，梅贻琦被派往美国华盛顿，管理清华在美留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等事宜，获得好口碑。三年后梅回清华接任校长。1932年他在清华大学作的讲话，今天读来仍让人震撼。“在中国今日状况之下，除安心读书外，还要时时注意到国家的危难。……我们应该从事实上研究怎样可以得到切实有效的方法，帮助国家做种种建设的事业。这样才可能把学问做活了。我们的学生将来才成社会上真有用的人才”。影响最大的是如下这句：“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抗战胜利后，梅重返清华，他在校刊上对以上这番话作了进一步阐述，指出，“纵使新旧院系设备尚多欠缺，而师资必须蔚然可观，则他日校友重返故园时，勿徒注视大树又高几许，大楼又添几座，应致其仰慕于吾校大师又添几人，此大学之所以为大学，而吾清华最应致力者也”。正是本着这样的决心，梅贻琦一贯主张学术自由，对不同思想兼收并蓄。而在学校管理上，他力主精兵简政，做到因事设人，而非因人设事。这其实也是他“以人为本”的治校理念。
梅贻琦曾说，学术上清华在抗战期间“已有若干贡献；今后成就，固不可以预期，但譬如种树，倘选种优良，种植得宜，培养灌溉，尽力维护，则春花秋实，将为自然之收获矣”。这是清华作为“净土”在他心中的写照。每年清华招考，请求梅予以照顾者不乏其人，但梅不畏权势、一概拒绝。1948年春，梅出差上海，沪上清华同学会集会欢迎，其间有校友向梅打招呼，说自己孩子夏季想考清华，希望梅能予关照。梅回答：“我的小女儿去年就没有考上清华，也只能由她到录取的学校去上学了。”于今看来，那时清华之所以能成为一块“净土”，即缘于其领导者如梅贻琦首先在自己心里已拥有着一块“净土”。梅平时话语不多，但一旦开口却不乏幽默。清华校长曾换了好几任，有人问梅，为什么你在校长位置上能长年不倒？梅答，“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
“没有人愿意倒梅（霉）”，也许说者无意，但这句话恰恰道出了人们对“净土”的期许和呼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