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5月19日，当时十分低迷的上海股市突然爆发一波行情，上证指数当天大涨4.64%，随后连续快速上涨，到6月30日，上证指数最高上涨到1756.18点，从5月18日的1059.87点算起，短短一个多月，上证指数上涨了70%，这就是著名的“5·19”行情。

　　股市已经低迷了2年

　　“5·19”行情是怎么发生的？这就需要从当时的市场背景说起。

　　1998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并且从一场地区性危机演变为全球性动荡，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经济的严重衰退，并一度涉及了美国和欧洲的股市，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剧烈震荡。

　　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也产生很大冲击，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世界贸易增长急速放缓，初级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国际市场萎缩，给整个世界笼罩上一层通货紧缩的阴影，也给我国外贸出口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当时的经济增速也出现下滑，1998年是“保七争八”，1999年是“保八”，但是，1999年初的投资等数据都出现下滑态势，1999年4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仅增长11.3%，增幅比3月份回落8个百分点。1-4月的增幅比一季度回落4.6%。

　　同样，股市也陷入了低迷，从1997年开始，股市已经低迷了2年，而且伴随着出现一系列问题。1998年4月18日，国务院任命周正庆为中国证监会主席。当时，他身兼国务院副秘书长、证券委主任、证监会主席三职。

　　上任后，周正庆组织进行了一系列的清理整顿，包括清理整顿场外非法股票交易市场，清理整顿证券机构，清理整顿期货市场，清理整顿证券交易中心，清理整顿原有证券投资基金等。

　　但到了1999年股市依然低迷，整体一直处于下滑状态，上证指数已经回到1000点大关，到了1999年5月18日，上证指数已经跌至1059点，比1998年6月3日高点沪指下跌25.4%。不少股票和基金也先后跌破发行价。

　　提出六条发展政策

　　当时这种跌法是很少见的，对此，证监会应该怎么办？那时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不干预。证监会只管监管，市场好坏与其无关。

　　周正庆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我带领证监会领导层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分析后，持另外一种观点：证券监管部门面对下跌局面，不能听之任之，要积极主动、旗帜鲜明、态度坚决地采取有效政策措施，推动市场健康发展。 

　　我国如何发展资本市场？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允许看，但要坚决试。”但是试的标准是什么，现在很多人忘记了。标准其实就是三个“有利于”：有利于提高社会主义生产力、有利于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要符合这三个“有利于”，这个资本市场就要向前发展；如果搞完以后是三个不利，这个市场就不要发展了。 

　　股市不到一年跌了25%。第一，这不利于筹集资金支持经济建设，1998年筹资比上一年就减少了484亿，下降了36.6%。第二，市场持续低迷，导致新股发行困难，不利于发挥资本市场功能，支持国企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第三，投资者普遍被套，损失严重，不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保障群众利益，同时影响了投资者信心。将近两年的盘整，出现三个“不利”。 

　　周正庆说，经过认真地研究分析，摸清了股市持续低迷、非理性下跌的原因，有针对性地出台新的政策。 

　　当时我们提了六条。第一条，要进一步搞好证券市场的规范整顿，抓紧整治市场违法违规的问题。当时市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18个省市，都有自己的证券交易所，各省都有自己的交易中心，都在自己发股票，自己交易。当时统计有300万股民在这种场外市场进行交易，股票市值达300亿元。各省都有自己的交易中心，证监会根本无法去统一监管。而且各省建立的证券交易所都是非法的，因为国务院有正式通知，凡成立证券交易所都需要国务院批准，批准权不在各地省政府。所以对这些违规行为需要继续清理整顿，之前我们已清理了一段时间了，但我们觉得这对于资本市场健康发展最重要，所以还要继续深入清理整顿，为市场发展创造良好的客观环境。 

　　第二，要解决证券公司合法融资渠道问题。证券公司是金融企业，但当时想借款想贷款没有渠道，谁也不借，谁也不管，一般的工商企业都可以借款，怎么证券公司就不行？所以我们提出来要给证券公司合法的融资渠道。应该开正门堵后门，我们提出要允许证券公司进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和债券市场，可以搞同业拆借，可以搞债券回购。允许证券公司发行融资债券，也允许向银行借款，用股票进行抵押。那时证券投资基金不发达，机构投资者买股票主要靠证券公司。证券公司要买股票，资金来源渠道不畅怎么行？ 

　　第三就是扩大证券投资基金的试点。我们这个股市，散户太多，机构投资者很少，不利于市场稳定，所以要扩大证券投资基金的试点。原来我们试点5个，后来经过长期发展，现在已发展到了80多个。 

　　此外还出台了搞活B股市场的政策、允许B股和H股开展回购股票的试点等措施。

　　政策获批行情爆发

　　这六条政策怎么落实？单靠证监会力量是不够的，所以证监会正式给国务院打了报告，叫《关于进一步规范和推进证券市场发展的若干政策的请示》。这个报告报上去以后，经过与财政部、央行、发改委等部门反复协商后，5月12日国务院正式批准。 

　　这六条政策，由于从实际出发，及时适应了市场发展的客观需要，顺乎市场参与各方的期望，经过各方密切配合，努力实施，因此收到了较大的效果。 

　　随后，爆发了“5·19”行情，对此，周正庆表示当时其实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没想政策出台后，引起超乎预期的反响。之前我们无非觉得持续低迷不好，需要研究一些对策，推动市场发展。但这从另一方面也表明，我们当时调查分析得比较准，措施也得力。大家指望的政策政府都解决了，所以信心马上就起来了。

　　周正庄说：“5·19”行情扭转了股市的持续低迷，企稳回升，恢复了市场人气，扩展了发展空间，也给投资者和市场各方带来了欣喜和期盼。受到普遍欢迎和肯定，但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认为这是“井喷”行情，是政府托市，会造成不良后果。 

　　我们针对这些不同认识，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近期股票市场情况的报告》。

　　报告指出，5月19日以来，沪深股市出现了较大上升行情，它反映了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市场运行的内在要求，是正常的恢复性上升。这对于更好地扩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特别是支持国有企业改革是十分有利的。　　　　 本报记者 连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