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年都会打个电话给唐老师，问候问候她，她是我们初中的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我们应该是一九六六年毕业，可是六六年没毕业，让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到六八年才毕业。一九六六年到六八年我们没有课堂没有老师，所以唐老师不在我们面前，我们也不在她面前。那两年，她的学生们几乎统统“昏天黑地”，黑五类昏天黑地，红五类看上去飞扬，其实同样昏天黑地，幸亏她都没有看见，要不然很尴尬，是站在红的一边，还是站在黑的一边，这些小孩十二三岁考进这所名校，成为她的学生，几乎个个可爱，可是现在红的红黑的黑，红的在黑的面前跺脚、呐喊、嗷嗷训斥，黑的连进教室的资格也没有了，惊恐地在走廊里兜来兜去，同病相怜地缩在走廊尽头堆放扫帚拖把的楼梯房门口，想像着如果自己也是出身红五类有多好，想着自己的长辈、亲戚中有哪些是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最好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进村的鬼子肉搏过，打得只剩下一条胳膊一条腿，而且后来还英勇地渡过长江，占领南京占领上海，解放全中国，我就这样搜肠刮肚想过，可是后来知道，就是找到也没有用，只要你爸爸打倒了，哪怕你妈妈还是红的，你也已经黑了。那时候不但是老子反动儿混蛋，而且是“单亲”已可以决定一切，逻辑没有了。哈，这事情其实很好玩的。

　　有好多天，我们几个黑五类，可怜地坐在楼梯房门口，没有任何希望地说着废话，等候上午过去，等候下午过去，恍恍惚惚地好像一生也就是会如此过去。那时候，如果唐老师看见我们，她会说些什么？她敢摸摸我们的头说“孩子们，会过去的”吗？她难道能知道，这一切会过去的吗？我们的老师，那时其实比我们更暗无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