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业的繁荣或凋零，折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盛衰变幻。研究老上海书业发展的历史，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认识、把握上海的历史变迁。

　　老上海书业历史悠久。古代上海，街坊就有图书销售的书肆。宋元时期，时属江浙的松江、金山地区官府、私家和书坊都有刻本流传。明清时期，刻本问世者甚众。维新运动后，新学书籍的需求量大增，木刻业无法适应，铅石印迅速发展。1905年，上海书业公所和上海书业商会成立，标志上海现代书业形成。民国以后，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纷纷开业。大小新书店一时间发展到200家左右，出版的图书品种和数量大大增加，书刊发行业日趋发达。河南中路的棋盘街和福州路一带书店林立，被誉为“文化街”。至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书业进入繁盛时期。据统计，1936年上海书籍仅贩卖业就有100多家。

　　上海书业虽不比北京、南京、苏州和浙东地区历史久远，但却能后来居上以至成为中国近代书业的中心，有其独特的原因。就政治环境而言，在战乱的情况下，由于外国租界的存在，使上海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避风港和聚居地。前清的遗老遗少、激进的革命人士、学者教授、书家藏家，一时风云际会，聚集一隅，造就了一个极其庞大的图书需求市场。就经济而言，晚清以后，上海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开放的人文政策，迅速成为远东地区的金融与商业中心。繁荣的经济催生了书业的迅速发展。据《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一书统计，民国时期，上海大大小小的出版机构多达500余家，出版的书刊总量占据了中国的大半壁江山。就地理环境而言，毗邻上海的苏州、浙东均是书业发达地区。民国时期，两地有许多旧家的藏书散向上海，如苏州的玉海棠、群璧楼，南浔的嘉业堂、适园，宁波的天一阁、醉经阁等，有力助推了上海书业的发展。

　　老上海的书业有的是编、印、发三位一体，有的出版兼发行，有的专营发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大东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为影响最大。1897年成立于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创造了中国出版业的诸多第一，走出了陈云、张元济、茅盾、陈叔通、周建人等一大批杰出人物。1924年4月18日，上海各界欢迎印度诗人泰戈尔大会曾在商务印书馆举行。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完成公私合营改造后迁址北京。由陆费逵于1912年在上海创立的中华书局，是最能代表中国古籍、学术著作出版水准的专业出版社，拥有传统学术和古籍整理的雄厚人才资源，《二十四史》等是该书局的代表书籍。由吕子泉、王幼堂、王均卿等于1916年在上海创办的大东书局，除主要出版中小学教科书、法律、国学、中医、文艺、社会科学丛书和儿童读物外，还出版了一批如郭沫若的《甲骨文字研究》、《殷州青铜器铭文研究》等具有学术、史料和文献价值的图书，该书局还承印国民党政府钞票、印花税票等。由沈知方于1917年在上海创办的世界书局，先是以出版小说为主，后编辑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在教科书出版业中与商务、中华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由章锡琛等于1926年在上海创立的开明书店，以出书严肃认真、质量上乘著称，所形成的学识渊博、朴质笃实、为人正派、思想开明、待人真诚、一丝不苟的“开明人”、“开明风”，对老上海书业产生了重要影响。

　　全国解放后，上海书业受政治环境影响，经历了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公私合营、整合发展，“文革”期间横遭批判、书业凋零，改革开放后重振书业、改革发展和进入新世纪后既逢机遇、又遭挑战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今天的上海书业，早已告别了“文革”中上海新华书店只可出售200余种社会科学图书的凋零局面，出版市场繁荣活跃，3000余家书店遍布上海的大街小巷。然而，上世纪80年代那种书店为街市最热闹和拥挤之处的状况也已不再，网上购书、电子阅读的流行打破了书业的常规业态。

　　面对网络的冲击和影响，上海书业如何创专业化特色，走综合经营之路，在市场经济的博弈中实现自己的文化理想，这是一道不容回避的历史命题。相信上海书业定会交出合格的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