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坛泰斗贺绿汀诞辰一百十周年之际，上海音乐学院今晚在贺绿汀音乐厅举办他的作品纪念音乐会。日前，贺老的铜像也在其长眠的福寿园落成，向人们默默叙述着这位大革命时期就参加革命的人民音乐家波澜壮阔的一生。

　　作为人民音乐家，贺老在长达近七十年的音乐创作中，始终为人民呐喊、替时代高歌，并留下了《游击队队歌》《森吉德玛》《晚会》等许多不同时期、题材、样式和风格的传世佳作。

　　作为音乐制作人，我能成为音乐大家的忘年交，是人生一大幸事。当年，我和胞弟、友人们共同策划、举办的一系列重大音乐活动，都是在贺老的直接指导、关心和帮助下，才得以实现的。记得《中国名曲大汇唱》演出前夕，各路歌唱家已齐聚沪上。但就在此时，出现了人为的干扰，公演甚至可能夭折。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得向贺老求援。贺老知道缘由后，十分气愤，并说：“这么好的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活动，是一定要办好的。”旋即，他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短信，要我带信去找当时文化局的主管，让其尽快落实演出事宜……正因为贺老的出面干预，此次演出才逢凶化吉，成为上海乐坛乃至中国音乐史上的一大盛事。

　　贺老的晚年，我是他泰安路寓所中的常客。我每次拜访，贺老总要亲自为我倒水沏茶，还常让我分享他的点心，留我就餐，使我这个小人物颇感诚惶诚恐。和贺老相处久了，我在他身上总能感受到温暖和力量。

　　贺老的生活很简朴，三餐以稀饭、面条为主，佐以鱼和蔬菜，有时也会尝尝家乡的腊肉。他的点心更简单，不是白煮蛋，就是面包片蘸花生酱。贺老年事已高，衣着以轻暖为主，内衣经常缝缝补补。而贺老却把工资的很大部分及创作的稿酬和香港百代唱片公司汇来的版税，全部用于家乡湖南邵阳东乡的筑路、架电线、办学校等等。贺老虽然住在国家分配给他的一幢小洋楼里，但有一年夏天，热得出奇，无奈，贺老的两个女儿出钱，为他的书房安装了空调，才使贺老安然度过此夏。

　　新中国成立后，贺老从解放区返回母校上海音乐学院，并担任院长。从此，他把工作的重心移到了学校的建设和人才的培养上。在贺老的办学思想和理念的指导下，上音先后设立了附中、附小，使音乐教学一贯制，更趋合理和科学。贺老在学术和教学上，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洋为中用。用人更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在贺老的任内，上音人才济济，人才辈出，硕果累累。 

　　“文革”中，贺老因当年曾批评过文痞姚文元对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的错误评论而倍受折磨。虽身陷囹圄，甚至家破人亡，但他仍铁骨铮铮，从不低头屈服，表现了一个真正革命者的节操，堪称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贺老在劫后余生、重见天日后，以更大的激情，继续谱写着不朽的旋律。在周总理逝世那时，贺老与诗人芦芒共同创作了一部气势恢宏的交响大合唱《上海第三次武装起义》，整部作品以排山倒海般的旋律，震撼人心。

　　在生命最后的岁月里，贺老一直致力于整理自己过去的理论、学术著作及一些管弦乐作品的总谱，准备重新录音和结集出版。1998年的寒冬，贺老因年高体弱，只能在华东医院度过。原本准备来年开春后回家，不料，此时贺老的病情突然恶化，最后不省人事。有一次，他突然睁开眼问小女儿贺元元：“是谁在唱《四季歌》《天涯歌女》？”这是贺老弥留之际的最后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