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常会有莫名的念头蹿上脑门。我正说着话，突然想到我是哑巴，从此说不了话了；我正听着音乐，或者虫鸣，或者春天的惊雷，突然想到我已失聪，世界于我永远寂然无声；我正走着路，突然想到我不幸高位截瘫，只能坐着轮椅，看草地上孩子们奔跑；甚至我正自由畅快地呼吸着空气，会突然想到我遭遇心梗，猝然离世，美好的人间于我永远阴阳两隔。

　　这个世界活着几十亿人，这几十亿个脑门是否都会跟我一样有这样的突然想到？当然，孩子们是不会有这样莫名念头的，他们刚开始愉快地活着，无忧无虑地成长是他们的幸福。即使他们喜欢“为什么”、“为什么”地了解生活，我总祈愿他们不要过早意识到人生。意识到人生，是岁月沉淀的结果。意识到了，便可能也会有我这样的突然想到。

　　这种突然想到，来自于一个人的经历和阅历。岁月让我强烈感觉到生命无比强大创造力的另一面，恰恰是它无比脆弱的自身的存续力。我们每个人拥有的生命都是一样脆弱的，生命本身的脆弱无可改变，无论我们的意志力多么坚毅、创造力多么强大，我们的生命随时都会部分地甚至整体地消失。

　　少年时读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已经能够感受生命残缺的痛苦。伟大的音乐家竟遭遇耳聋的致命打击！看到传记中贝多芬用钢丝一端搭在琴弦上，嘴巴咬住另一端，通过钢丝的震动来判断乐句谱写是否符合表达要求，我心中油然而生悲壮的情怀。“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竟也成了我心中的强力呼喊。这种情怀后来读海伦·凯勒的《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和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时都曾在我全身激荡。我没办法和这些人的苦难遭遇脱离干系，表现出无动于衷、漠不关心。我执着地想，上天一定是把苦难和幸福均等地撒向了人间。如果说我正享受着幸福，那么一定有人正替我蒙受着苦难。

　　这样想着想多了，我越来越悲天悯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余华的中篇小说《活着》问世，我彻夜未眠，手不释卷，从申时读到卯时，中间数度悲痛难抑。这部小说用残酷的频率一次次将善良人们的美好生命毁灭给人看，让我深切感到生命的易碎易逝。

　　我的“突然想到”是看到了生命的易碎易逝而引起的心理反应，我的经历也似乎是早已在预演我后来时常突然想到的那种种不幸。1997年底我在西安参加会议，临了，东道主盛设酒宴。我酒酣而K歌，一曲《少年壮志不言愁》正推向高音，竟突然闭气，往后倒地而人事不省。过了一会儿，我的魂大约是被与会者的呼唤给招了回来，获得新生。同赴会议的单位领导说，他吓坏了，竟紧张地考虑起是就地火化还是运回上海火化。

　　生命为最终的离开而郑重其事地预演了一次蒸发。它是在冷峻地警示我它的脆弱、它的易逝，这是它给我的一份特别的厚爱和眷顾。得了这样的警示，我于是格外珍惜生命。当然，即使我千百倍小心和珍惜，即使我已经做到了不抽烟不喝酒不过劳不熬夜不气紧不量小不焦虑不急躁，生命还是一如既往易碎易逝的。生命会在某个时间点戛然而止、飞离我身。这个肯定的结果确实让我常有“突然想到”的紧迫感、责任感。自己有许多能力可及的事，要像鲁迅写在台历上的话：要赶快做！正因为生命易碎易逝，所以我们要像周国平《对自己的人生负责》中所说的，对社会对自己，都要肩负起责任。而且，正因为有“突然想到”的这种恐惧与颤栗，我们对人对社会的态度会变得柔软和善良。如果，生命的易碎易逝能把人们导向一个温暖的生活境界，那么，这倒还是一个不错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