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语惊人在课堂

　　大二或者大三的时候，记不太清了，我选了许道明老师开的“京派文学”选修课。

　　许师的开场白很特别，我记到现在。后来我自己做了老师，每次文学史讲到京派文学的时候，都要对学生复述一遍。他说：“国内研究京派文学的，两个人最好，一个是北京的吴福辉，再一个就是我。”这是他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一下子就把我震慑住了。

　　我后来一再对学生提起许师的这个开场白，不仅因为它有趣、豪放、语不惊人死不休，更因为他说的是实情，他有资格这么说。是，在京派文学的研究领域里，他就是最好的。然后他就开始介绍这门课程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说着说着突然问：“哪位同学知道刘西渭？”坐在后排的一个男生小声说：“就是李健吾。”他听到了，大喜，说：“你下课之后把姓名学号报给我，这门课你免考了，我直接给你打优！”

　　许师上课就是这样，经常会出语惊人，但你真的熟悉了文学史，再回顾他的课，会佩服他对作家、作品、思潮、论争的理解都是一流的，也是建立在广读细读各类文本的基础之上的。出语惊人，首先是出于课堂讯息传递的需要。课堂教学，很多时候是带有表演性的，同样的一个课时，一个老师讲的内容如何能最大限度地让学生有印象（先不提消化吸收），对授课效果没有追求的老师是不会考虑这样的问题的，自然也不会“出语惊人”了。但我在复旦求学十年，一共上了许师三门课，我能理解他的苦心。他教给我的不仅是文学史的知识、研究文学的方法，也有如何上课的技巧。

　　毕业之后，我一直在许师主持的研究室工作，每周都能见面。后来有一段时间，我先是出国教书，回来又生小孩，就很久没有见到他，再见面时，我大吃一惊。他原来很魁梧的身躯突然变得非常消瘦。我说：“许老师，你减肥成功啦？”他呵呵一笑说：“我有糖尿病。”但是，不久就传来他得了恶疾的消息。我去医院看他，我知道他生了什么病，他自己也知道，但是他故作潇洒地说：“是个水肿。”我仓皇地躲闪着他的大眼睛，假笑着说：“水肿不要紧的，很快会好。”

　　然而许师的生命之火迅速地熄灭了，他59岁就离开了这个他爱的人间。 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 孙洁

　　许迅老师

　　一旦选择，终生追随

　　不少人问我为什么研究生方向选择了眼科，除了最初的直觉，除了想象中刀尖上起舞的精巧，除了教科书里与光明的千万种联系，也是因为与导师许迅教授的一次对话。

　　那是2011年深秋，我作为学生记者带着早已准备好的采访提纲，穿过喧闹的候诊室和安宁的病房，第一次见到了许迅教授。当我说眼科技艺仿若绣花时，他认真地反驳：“绣花水平对眼科医生来说太粗糙，能把一根头发分成三份，才是进行眼科手术的基础。”正是他追求精细的品质使得他能够接手复杂病例，做当时乃至今日眼科最复杂的手术；他十年如一日地记录下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患者的资料，并将研究结果和筛查模式扩大到社区基层，普及防盲、早期筛查、早期治疗的理念；他数年来致力于筛选治疗眼底病的潜在小分子药物，并努力研发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一类新药。“我从未后悔过我的选择，而很多事情也和择业一样，一旦选择，我就将终生追随，并尽力做到最好！”他的话也让我坚定了我的选择。

　　师从许迅教授至今一年有余，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更加感同身受。也曾聆听他在组会上语重心长地寄语我们要独立思考、勇于创新；也曾在跟随他专家门诊时匆忙记下他关于某个病症条理清晰的观点和他从医的经验；也曾在实验初期一筹莫展时得到他的悉心指点，包括显微器械的准备、如何使组织损伤最轻的小技巧、如何自制实验动物眼底镜等；也曾在实验遇到困难时听他分析个中原因，鼓励我们反复求索论证，并提及自己遇到挫折时的小故事给我们打气……他会根据每个学生的选择和实际情况，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做好铺垫、指明道路。许老师曾坦言，他所做的这一切，为的就是使学生们今后回想起来，在一院眼科求学的一段年华没有荒废、人生也没有走弯路。

　　上海交大医学院2007级学生 陈翀

　　金重远老师

　　他在讲台站了半个世纪

　　金老师的最后一课是在2009年4月28日，那是为复旦学院做的一个讲座，《北约将走向何方——评北约建立六十周年》，这也成了他在复旦大学50年教学生涯的绝唱。这最后一课，金重远用英文做了开场白：“这是我在复旦大学最后一讲。我75岁了，我坐在这太老了。今天我会尽力抓住这最后的时光。1959年我来到这里，现在是2009年，整整50年。

　　他以这样一段话作为结束：“在复旦大学作为一个讲台上的教师，今天算是最后一次了，我也已经尽了我所有的力量了，50年一直在讲台上，我最初是站着的，从67岁开始起，我实在站不动了，只能坐着上课……我再次希望大家生活幸福，工作顺利吧。”

　　我记得，他长期活跃在大学教学第一线，上课从来不带一张纸片，他惊人的记忆力使得他对于历史事件的诸多细节能如数家珍。在复旦几代学人心里，金老师的课，从来是历史系“一绝”。我上学的时候，同学们就流传着金老师上课的“绝技”：他每堂课都不会拖延一分钟，讲课期间也不喝一口水。那些浩瀚篇章里记载的史实，金老师都烂熟于胸。所以学生们很爱选他的课。而凡是上过他课的学生，他每个人都能叫出名字。

　　金老师具有极高的语言天赋，熟练掌握了俄语、法语、英语、西班牙语，他还通晓玻利维亚语、塞尔维亚、保加利亚语。在历史研究中，专攻二战史，学术上造诣非凡，他独辟蹊径，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并剖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专著《炮火中的文化：文化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我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全面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文化史的著作，填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的一项空白。可是，他永远都对我面前这样评价自己，“a common teacher (一个普通教师)，只不过做到了勤勤恳恳工作，坚守岗位，对任何事情都不马虎”。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赵庆寺

　　顾家洁老师

　　传递给男孩精致生活

　　上世纪50年代，我还是个闸北区宝昌路小学的小学生。当时30岁出头的顾家洁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班主任。在我的印象里，顾老师是很美的，她爱穿旗袍，讲话也总是轻声轻语。她就像一轮皎洁的明月，那么明亮，而她的那种美、那种亲和力，一下子就给我这样的调皮孩子带来震撼。

　　我小时候特别调皮捣蛋，男孩子们一天到晚玩在一起，到农田里抓蟋蟀、偷南瓜。我从小就喜欢涂鸦，经常在黑板上、厕所里画各种讽刺小漫画，比如，某某人是只大乌龟。顾老师知道了我做的这些“坏事”，却从没厉声斥责我是坏孩子。相反，她有次看到我在黑板上乱画，突然问：“黄玉峰，你倒是画得蛮好的，要不要做个宣传委员？当然，这个宣传委员最后还是要大家选出来的，你的表现也很重要哦。”就是这样一个宽容的鼓励，让我逐渐收敛起自己的行为习惯，而书法和绘画也成为我一个终身的兴趣爱好。在我自己也当了老师之后，我更有了体会：一个好教师就在于，她能够点燃孩子的热情，激发他的情绪，引导他走上正的道路。

　　我真正地热爱上文学，也和顾家洁老师有很大的关系。她上课非常生动，板书也非常漂亮，字体很秀气。现在想来，她肯定是一个大家闺秀。上课的时候，顾老师喜欢吟诗，会给我们讲许多课本外的知识，也会教我们写一些现代诗。她自己也爱写诗，诗的内容总和太阳、月亮、星星有关，和自然很贴近。

　　那个年代的闸北区还属于偏远的市区，居民的生活水平都不高，环境也是有点脏乱差。出身大户人家的顾老师当时住在南京西路，好几次都请我们去她家玩。到了她家，她像尊贵的客人一样招待我们——茶壶下是托有茶盘的，喝茶搭配有精致的茶点和水果。这种体验给我们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为我们刻画了一种高雅的生活。我们这群皮孩子就是在顾家洁老师的呵护下，成为一个非常自由的大家庭，而她就像是一个和蔼可亲的妈妈。以后，在我近五十年的教育生涯中，我常常想起她，自觉不自觉地以她为榜样。

　　复旦附中语文特级教师 黄玉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