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才刚开始的一个早晨，我去参加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餐会，树梢还挂着冰柱，连乌鸦也站不住脚，河滨公园的积雪，远看像一张毯子，走近一瞧，表层的白霜正在太阳下迅速化水，不需要多久，这条路上就会变得更加泥泞，我脚上的雪靴沾满脏污，多么不体面，但这种气候里谁管得了那么多呢？

　　参加校友聚会的人形形色色，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曾经就读过这个学校。此类社交场合能见到各种美国文化中样板式的表面功夫：自我介绍、喝咖啡加奶精、友善询问、关切对方的工作、无论对方说甚么都表示“很有意思”、互掂斤两、交换名片、礼貌地淡出一场对话，移动的过程中与另一人四目相接，重新开始以上步骤。

　　在这流转过程中，我遇见一位名叫艾伦·托百亚斯的老人，他有多老呢？据说跟“垮掉的一代”（BEAT Generation）的末期沾点边，垮掉一代的主力作家与骗徒们，在美国战后1950年的哥伦比亚大学相遇，托百亚斯上世纪60年代入学，是他们的后辈，据说担任过《嚎叫》作者艾伦·金斯堡的秘书。

　　会到这种地方来的通常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刚毕业或者快毕业的学生，前来试探是否能结交一些有益于就业的人脉，另一种已经就业的人前来找客户、谈生意的，可能是工作多年最近刚自立门户的中年女性、可能是投资理财顾问、还有律师，这个岛上最不缺的就是律师，他们永远不嫌客户太多。艾伦·金斯堡的秘书，毕业已经接近六十年的老人来这里找甚么呢？他坐在圆桌边，两个亚裔女孩心不在焉地站着听他说话，他好整以暇地讲述他对古老文明的激赏，包括他引以为傲的犹太传统，并尝试从中国文化中谋求认同，“我看过一部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你们看过吗？”

　　他对战争浩劫的关怀，使得这一场早餐的务实本意显得庸俗，但他话锋一转，又提到自己原本在曼哈顿拥有房产，可惜离婚后都给了前妻，现在自己只能在布鲁克林高地租屋。

　　布鲁克林高地隔河面对曼哈顿下城天际线，是现在全球最昂贵的住宅区之一啊，我想。

　　“我很幸运，我三十年前便租着这间公寓，这栋楼实施房租管制，所以一直没涨租，我还勉强能负担得起。”面对岁月时间的单位动辄三十、五十的人，我有点吃不消，旁边两位听众已经巧妙地退场，不幸坐在柱子旁的我一时动弹不得。幸好他决定谈回自己的犹太母亲，想当然耳，犹太母亲是最棒的了。

　　“你知道吗，老犹太人有一个说法，我妈也常这样说，”他微笑地说，“她说，落单的人不洁净。”

　　“哦。”我说。

　　散会后，我没忘了抓几个柳橙路上吃。

　　我在路边的餐车吃了午饭，赶到中城开了一个会，傍晚在德国大使馆有一场演奏会，中间一个小时的空档，我熟门熟路地走进附近的希尔顿饭店。

　　五星级饭店的大厅是外勤最好的休息站，干净的厕所、柔软的座椅、有时还会有无线网络，我在宴会厅外的大厅长椅上坐下准备打盹，身边的老太太却跟我搭起话来。

　　老太太满头银发、皮肤细白，穿着Larry Levine的真狐皮大衣，是极好的料子，但至少是二十年前的款式了，依照现在的说法，就是穷得只剩下豪宅的那种没落富人。老太问我在这里做甚么。

　　“外面太冷了，我在这里坐着休息一会。”我说。“哦，大家都嫌纽约冷，但我从不觉得，我的亲戚孩子都搬去南边了，我可没办法离开纽约。从我家下楼到车库，开车出来，根本吹不到风，我每天开车去我老公的公司，我在那里上班，不过我唯一做的工作，就是打扰别人，我儿子老是叫我，别找那些女孩聊天，她们要工作……我家非常棒，在上东区，公寓的四面中有三面是窗户，看得见中央公园。”她像白头宫女那样絮絮叨叨地讲着自己幸福的一生，我知道她接下来要说甚么。

　　“我的先生，”她停顿了很久，嘴唇抖动了好一会，终于说出口来，“两星期前，去世了。”

　　我让她慢慢说。

　　“我为他，做口对口人工呼吸，没有用，口对口，人工呼吸……我这一生，七十四年，我从来没有一个人住过，从来……”

　　我等她把话说到一个段落，我知道她的孩子很快就会来接她去参加宴会，她说这一生过得很好，爱人与被爱，物质满足，子孙满堂。

　　只是，七十四年后，突然就得，一个人住。

　　我出了希尔顿前往德国大使馆，美丽的文学教授爱米在那里等我，我跟她说了“落单的人”的事情，她说：“传统社会都有些说法逼人早结婚。”

　　爱米的先生五年前癌症过世，我的父亲英年早逝，我们都是习惯落单的人，我问她到底是早点学会离别的功课比较好，还是先度过七十四年幸福人生之后再来面对孤单。

　　我们喝了几杯葡萄酒，听了精湛的竖琴演奏，就没再去想那件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