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我住过的最小的房间，却是窗景最美的一年。

　　到纽约的第一年，我住在纽约国际公寓（I-House NYC），跟现在举目皆是的“某某国际公寓”的小区概念不同，那是一栋非营利机构运营的青年宿舍，外观是古朴的独栋石造建筑，已被列为美国国家古迹，这个机构在成立一百多年之间，已经在欧美各大城市建立广泛的校友网络，不过一开始成立的契机，据说跟一位中国留学生有关。

　　1909年前后，一位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干事在公寓现址附近的河滨大道上，遇见一位寂寞的哥大中国留学生，于是决定募资筹办一所能让来自各地的国际学生交流的宿舍，进而培养长期跨国友谊，那些一开始出资盖楼的人名都刻在入口处，都是赫赫有名之人，包括好几名洛克菲勒家族成员；前国务卿基辛格；联邦银行总裁沃克尔；以及巨富投资家索罗斯的太太黛西。在这所学校寄居过的学生，除了寂寞的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也有来自附近几所艺术学校——茱莉亚学院、曼哈顿音乐院，以及神学院、纽约大学的学生。为了让害羞的外国学生有机会认识人，全楼住户约来自一百多国的七百多名学生，每天到餐厅同进早餐，另有交流活动可以自由参加，也有学生自发举办联谊活动。洗澡如厕用的是公共卫浴，一层楼分男女两处，为了洗澡，每天至少必须通过走廊一次，这大概也是逼迫宅男宅女们走出自己的阁楼，偶遇一两名来自世界另一角落的楼友，也许其中便有未来的杰出名人或是某国元首之子，建筑师贝聿铭跟花旗集团CEO潘迪特就曾寄居过国际公寓。

　　但是入住国际公寓之际，对于那栋古老楼房的前尘往事我是一概不知，只是一个单纯的留学生，独自一人初从小台北来到纽约大都会，下飞机后乘车，扛着行李进门，只知道接下来一年这就是我的家。房间是新粉刷好的，衣柜书桌床一应俱全，放进那个小房间里就差不多满了，那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大窗，正是当时我看世界的写照，自己很小，景色却很宽广。有人说到了冬天，公寓在枯枝寒鸦的围绕之下，很像一所精神病院，实际上内部房间的设计确实有点像，一个个不到十平方米小方形房间门上竖着铁条，房里还放了一个洗面台，不过幸好，没有马桶。当然那扇巨大的面街窗户，证明了这确实是纽约著名的国际学生宿舍，不是医院，也不是精神病房，窗外的美景更是让我忘却了房间里的狭窄。

　　我的窗下是种满樱树的樱花公园，隔着公园相望的，又是另一栋国家古迹“河滨教堂”，这是美国第一所跨种族（原本黑人、白人各自得去不同的教堂）、跨教派的国际教堂，壮丽的哥特式钟塔让教堂以及其他附近的楼房都显得矮小，那个钟塔就是我上学第一年每天早晚看的风景，那时有眼不视泰山，不知道钟塔里有世界最大的钟琴——共有七十四个钟，还有许多成就非凡人士亲临演讲过：马丁·路德·金博士、前南非总统纳尔逊·曼德拉、甚至连斐德尔·卡斯特罗都在1999年来过一次。

　　在我搬进这幅窗景后的第二十天，发生了曼哈顿下城区的“9·11”攻击事件，那个事件影响美国甚巨，也影响了当时所有住在国际公寓里的人之后的际遇。

　　事隔十余年，今年春初，接到国际公寓的电邮，邀请周末有空的校友回巢一同早餐，并帮忙打扫樱花公园。我到了公园，公园处的小哥把工作手套分配下去，大伙开始一铲一铲地培土均匀覆盖在地表上，过了一阵子，早餐好了，我们便走进大厅吃早餐。

　　国际公寓历史悠久，所以回巢的“校友”从在纽约市政府工作的六十岁妇女到二十岁刚从伦敦来到纽约读法学院的阿拉伯裔少年都有，不知为何自然而然分成两桌，“9·11”事件前与事件后两桌。我们这桌有如白头宫女，讲了一下“9·11”那天，自己干了什么，听到什么，谁死了，谁受伤了，然后就各自盯着半空的咖啡杯发呆了一阵，直到再不回公园干活事情就做不完了。

　　那些酸楚的回忆暂时不去想，因为那天阳光极好，天空极蓝，河滨教堂的钟塔在蓝天衬托下看起来更大更美了，我在国际公寓的回忆，也差不多告了一个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