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毕业那个暑假，我每天跟弟弟妹妹到丰原一菜市场摆摊，整整两个月，假期里日日要去做生意，心中总有不愿意，但父亲说，开学时会送我一台收音机，为此，我乐意了。我们的摊位旁是卖养乐多的阿姨，生意清淡时，我们会躲在她的阳伞下休息，喝免费的养乐多，忙碌起来，她会帮忙照看年纪小的弟弟。热闹有时，冷清有时，我总想着多赚点钱，自己赚钱买来收音机，一定很有成就感。

　　假期结束，父亲依照约定，买给我有双卡座的收录音机，当时就要六千多元，非常昂贵精美(可惜我已忘了品牌)，那是我个人所拥有的第一台播放音乐的设备，感觉有了某种将自己与其他同龄小孩区别的标志。

　　这台收录音机陪伴我多年，上了国中，跟着同学听流行歌曲，读高中，用来学英文，到北部读大学，为数不多的行李中也少不了它，我就放在宿舍的书桌上，一次竟在收音机底下发现一个蚁窝，相当骇人。高中大学多少次搬家，即使后来我已经拥有全套可以播放CD的音响设备，我仍珍惜着那台收录音机。

　　大学毕业第一年，我没去做一般中文系毕业该做的工作，铁了心要写小说，天真认为写作要经历“世间百态”，拥有“更多故事”，仓促间我在台中市北屯区某旧大楼里租了一间小套房，月租五千元，居住质量极差，房屋老旧，仅有的对外窗面对天井，几乎不见日光。

　　但我悉心将小套房布置，以书架区隔成一房一厅，有个小料理台可以用来煮面，我白天到处打工，几个月下来已经知道不是我选工作，而是工作选择我，我学会骑摩托车，日日奔波在台中市区，做过服务生、店员，待过KTV、画廊、西餐厅，还差点跑去做直销卖灵骨塔。那时明白自己的天真带来苦楚，但回不了头，个性执拗的我也拉不下脸对谁求助，很少跟朋友联络，怕人知道我的窘迫，鲜少回家，不想面对父母的担心，那时最常与我为伴的，就是那台收录音机。

　　屋里暗暗的，白日也要开着灯，常听见邻居吵架，油烟味会从窗口飘入，屋子狭窄，我索性把椅子撤了，席地在矮桌上写稿，未免寂寞，镇日开着收音机，让电台里的声音，使屋子里有点人气。我住三楼，楼梯间杂乱不堪，电梯摇摇晃晃，同一楼层住着谁根本不知道，我收听各种电台，从最流行的到最庸俗的，白天的时间用来赚钱，夜晚则熬夜做自己的事，年轻的生命用得奢侈，却仍感觉时间不够。我从李季准的“感性时间”听到李文瑗的“午夜琴声”，我端坐书桌前读小说，或抄写着外国翻译小说，或写着自己散乱小说的草稿。因为怕黑，屋里灯光大亮，收音机放在床铺边的小书架上，入夜后频道一直停在中广，李季准先生时常访问一些素人，来自生活里各行各业，那充满着现场感的录音方式，常令我莫名感动。或许因为那时的我也正在浩瀚人海里茫茫地求职，艰难而孤独地求生，固执而茫然的我，才二十三岁，还不知道将来的人生是否有机会出版自己的小说。睡前我将灯关掉，躺在霉味浓重弹性已失的老旧弹簧床，还让收音机继续播放，我将声音转小，几乎只剩下耳语的音量，年轻的我，对未来的无知与恐惧，倔强而惶恐，我在音乐与人声里昏昏睡去，睡梦中，梦见了广播里的节目，那些看不见的画面都成了真实的影像，时间具体推移，真实中暗无天日的生活，又变成梦里淡淡的日光将我照醒。

　　后来我脱离了那个噩梦小套房，将收音机转送给一个喜欢老机器的朋友，无情地与它告别，不到两年，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