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登一家坚持申诉,在唤起多方关注和帮助后终于和宝宝团聚。这个案子让美国人重新审视残疾人权益保护体系中存在的偏见。
宝宝得而复失
2012年11月的一个周五,莎拉生下了女儿达娜。孩子一头浅金发,重约2.6公斤,很健康,和其他新生儿没什么不一样。但在别人眼里,她的母亲有点与众不同。
莎拉当时19岁,还在上学,和父母一起住。达娜的生父不想承担责任,早就没了踪影。莎拉虽对他没感情,但想要这个孩子。莎拉的意外怀孕对这个低收入家庭来说是个不小的负担,但莎拉的父母计划好了一切:孩子一出生,外婆金辞去医院护工的工作照顾孩子,挣钱养家的事交给在垃圾场工作的外公山姆。
然而从进产房第一天起,戈登一家就感受到医院的人对他们“另眼相待”。莎拉不修边幅,口齿不清,注意力涣散。她的智商只有70左右,根据2013年美国精神病学学会修订的最新版《精神疾病统计诊断手册》(DSM),属于“精神发育迟滞”,即大众所说的“智障”。
然而这并不妨碍莎拉发挥母性本能。产后第一天,她和其他新妈妈一样,沉浸在对小生命的惊喜中。她会把孩子衣服扒光仔细观察,还担心护士给的奶嘴对孩子来说太大,特意要了一个更好吮吸的奶嘴。
然而在医护人士眼里,莎拉的表现值得担忧:她和孩子单独相处的第一晚就少喂了一次奶,因为她看不懂带指针的时钟;她抱孩子姿势不安全;有一次孩子在哭,她却走开去看动画片。
医院向马萨诸塞州儿童与家庭事务部(DCF)上报,政府派人前来调查。调查报告中列举了莎拉一系列“不够格”表现:喂奶后忘记拍嗝;孩子吐奶后没清理干净嘴;换尿布时很不自如。这些表现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新妈妈身上,但发生在莎拉身上,再结合她的智力状况,州政府得出结论:“达娜需要马上转入寄养监护体系,戈登女士可能没有能力满足一个新生儿的基本需求。”
达娜被接走了,莎拉和父母黯然回到堆满婴儿用品的家。她说:“我把东西都收起来塞进柜子里,免得触景伤情。感觉好糟,添了这么多宝宝的东西,结果呢,根本没宝宝。”
亲权常被剥夺
莎拉能自己穿衣服,会煮意大利面、切黄瓜、洗衣服、扫描文件、骑自行车。但她无法处理复杂的信息,比如看不太懂药瓶上的服用剂量说明,经常算不清账。据2014年做的一份专业评估,莎拉的行为能力处于“边缘水平”。
莎拉厌恶不停地接受各种智力评估,也反感别人基于智商对她做出各种预先评判。曾有个语文老师建议她不要参加州里的统一中学毕业考试,她对老师说:“你对我没有信心,我要证明你是错的。”后来她通过了语文部分的考试,但数学和科学科目没及格,最终得到了中学肄业证书而非毕业证书。
全国残疾人事务理事会2012年发表的调查报告《摆动摇篮》中,因残障而被剥夺孩子监护权的案例比比皆是,而智障者被剥夺监护权的比例在某些地区甚至高达80%,美国有37个州的法律将残障列为剥夺亲权的正当理由。
母女团聚不易
按照州政府最初的安排,寄养是暂时的。莎拉每周可以见两次达娜,每次一小时,同时她要定期参加心理治疗和育儿培训课,经审查合格后才能要回女儿。
莎拉每回探视女儿,都有DCF社工在旁监视记录:换尿布要15分钟;一度把孩子单独留在尿布台上走开;孩子哭闹不止时束手无策。社工因此两次中止探视,之后探视时间减少为一个月两次,而不利记录还在继续:喂孩子饼干时让她呛到;孩子滑下滑梯时没接住;没拉好孩子手,任由她跑上马路……
达娜7个月大时,DCF召开内部会议,把目标从“促进母女团聚”改为“终止亲权”,认为达娜由别人领养更好。这个决定触怒了戈登家。
2014年,莎拉向美国司法部正式起诉DCF。这一举动得到很多人建议和支持,最大的帮助也许来自61岁的凯利·巴克兰。
巴克兰16岁时因交通事故四肢瘫痪,当时正值美国兴起为残疾人争取自主权、创造无障碍环境的独立生活运动,他经常听说关于残疾人被剥夺对孩子监护权的投诉。在他当上独立生活运动全国委员会执行总监后,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敦促全国残疾人事务理事会调研残疾人被剥夺抚养权的情况,进而发布划时代的《摆动摇篮》报告。
负责这项工作的是理事会律师罗宾·鲍威尔,正是她从社工那里听说了莎拉的故事,把它通报给司法部的朋友。
莎拉的决心也起了关键作用。在社工帮助下,她不停给有影响力的大人物发电子邮件,信中个人化的讲述很打动人:“他们把达娜从我身边偷走了,我希望我的女儿和父母同我一起生活,我有权抚养自己的女儿……我没做什么错事,我从没伤害过她,我想要她平平安安。”
这些求助信到了马萨诸塞州州长手里,最终引来联邦司法部和卫生部介入调查。2015年,两个联邦部门联合发函,指责马萨诸塞州DCF在莎拉一案中严重违反《残疾人法》精神,莎拉和达娜终于母女团聚,监护权判给了莎拉的母亲金。
如今达娜已经3岁,《纽约杂志》记者造访戈登家,问莎拉:“当个好母亲要什么条件?”莎拉想了想答道:“勇气,耐心。” 沈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