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鸣如夏蝉，身体也日渐痴重，想小时候吃过一款补品，实在有奇效，而且要四十几年以后才见效，这东西叫“肥儿灵”。很多事情倘使不写，渐渐也忘怀了，或者只记得住梦境，还是少年时的居多，而下面这件性命攸关的事，说是对别人说过的，动笔写过没有，记不太清楚，应该没有，惭愧，听过的朋友请恕，我再写一遍好了。

　　还是在九三年，一九的九三。夏天快过完了，风有种快刀薄刃的腥气。迅哥儿大醉。哦迅哥儿是我弟弟，那年他十七，我二十。他和他朋友，可能姓孙，一人提着最后一瓶酒，摇摇摆摆走进淮海路太平洋百货，还在喝，终于在楼上的女装部，两个人完全失去知觉。他回家的时候，不晓得坐在哪个路口歪了一阵，吐了几口，大体已经清醒，头上戴顶草帽，淡金色，日本靛蓝的一圈装饰，打了个蝴蝶结，大抵算是有点卷边的牛仔草帽，屁股后面袋子里的一叠钱，当然是没有了。哎我说，多好看的一顶帽子。从他头上揭了下来，我戴吧。他说我离开店面的时候，随手就把模特儿头上的帽子戴在自己头上了，后来？后来经理来了，保安也来了，后来就不记得了，反正知道自己是合法地戴着帽子离开了太平洋。钱当然是没有了，否则我怎么能出门？

　　阿平提着啤酒来玩，看了我们一会儿，很仔细地说，这是顶女帽。

　　刚说了我那年二十岁。二十岁就是这样的年纪，女帽？很好看啊，戴着吧，就一路从愚园路静安寺走，预备走到仙乐斯广场那里，老的上海美术馆去，爱德华·蒙克的原作在展览。路过石门路，宋庆龄少年儿童出版社几个字还在。有个天桥，下面是现在已经不存在的静安区少年宫，两幢洋房。平地里来一阵风，我和阿平正从天桥楼梯往下走，帽子呼的刮掉了，赶紧丢掉手里的啤酒，拼了命回去追，一街的人都看。

　　上海美术馆是新房子，三层的茶色玻璃房子，有点像徐根宝的眼镜片子。老馆，探头没有，或者说有，没开，摆摆样子，保安很少，一个在门口呼香烟，吐故纳新，一个在厅里面眼张四落，兜兜转。也没有什么人，三三两两的，因为要买票子，所以人更稀少了。这一次来的蒙克，和几年以后来的大展，不能比，画幅小，框子都显得小，大画似乎用松节油随便涂了几下，最动人的代表作，例如《青春期》没有来，连《呐喊》也没有。蒙克的很多画比画册上要灰暗多了，没有一块干净明朗的颜色，都存心弄脏过，但是你说他哪里画的不对，挑不出来。这就是大师。

　　我记得是在正对大门的位置，当然，门被展板挡住了，一个旁人也没有，嘴里有苦兮兮的啤酒味儿，女士牛仔草帽在手里捏成了一个球，看得见旧画框上的灰尘，停下来的奶白色钟面，远处仙乐斯广场的青色楼影。我面前的画只有四十厘米左右，横幅，一个中等规模的果园，风景，似乎满树白色的苹果，盛开着肮脏的花朵。一切发生得连自己都觉得太快，我突然冲上去，手拧着那块最突起的白色颜料，一把揪了下来，顿时色块底下平列的细细的亚麻布底纹，无辜地显露出来。余光还看见阿平目瞪口呆的一瞬间表情。

　　我猜蒙克应该是土葬。土葬火葬不管吧，对那个尸首，实在也没什么兴趣。但身为艺术家，他的每一幅画，就是一颗舍利子。那块小小的东西一直陪着我，在皮夹最里面的夹层，直到很多年以后，被小偷偷走。只要想到身边揣着一块爱德华蒙克调过的铅白颜料，我就会充满自信地站在画架前，没完没了往布上涂颜料。颜料丢失以后，也许是市场不眷顾，也可能是迷信，我大约有十五年，没有再碰油画。

　　现在，照常理应该过了追诉期，挪威警方不会再来找我麻烦了吧，我才写下上述这段文字，对挪威文化部和蒙克博物馆，表示深深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