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的一天，英国的一位书友将自己阅读过的一本书放在了公园长凳上，无偿提供给拾到的人阅读，拾到的人阅读之后，再以同样的方式将书投放到其他公共场所，这种接力阅读的方式就是“图书漂流”活动的最早起源。

　　在我国最早的“图书漂流”活动源于2004年，当时春风文艺出版社把三本畅销书，石钟山的《遍地鬼子》、洪峰的《革命，革命了》和阎连科的《受活》进行了“漂流”。

　　如今“图书漂流”也漂到了我们身边，成为了一种有组织的活动。4月26日参加了大庆市总工会组织的“快乐阅读·托起梦想”读书活动启动仪式。“图书漂流”成为了这次活动的一道靓丽风景。参加者纷纷将自己带来的书籍与其他相识或不相识的书友交换，作为一名参与者，我漂出了一本小说年选，漂回了一本《责任胜于能力》的励志书。

　　第一次参加“图书漂流”活动，倍觉新鲜，感觉“图书漂流”是有着强烈的文化共享意味和诚信内涵的。上海普陀区推出的“图书漂流”活动，第一批“放漂”的图书达到两万余册。但据普陀区图书馆对漂流图书的跟踪调查，首批图书“放漂”后，回漂率仅为30%，也就是有近70%的书被据为己有，难以实现再漂流。此外，一些回漂的书上还留下了读者不文明印记，有的书被笔划过，有的缺了页，可以说“图书漂流”是一张“诚信试纸”，测试着一个城市的诚信指数。

　　阅读是一个国家国民素质的体现。据统计，2014年我国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56本，较之2011年的4.35本提高0.21本，但与一些发达国家比，仍有较大差距。日本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每年40本、韩国11本、法国20本、以色列60本。

　　我们的中央领导也已深刻认识到阅读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性，“全民阅读”已经连续三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阅读由此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对于个人来说阅读是提高个人素质，增强道德力量的“加油站”，更应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自觉行动。

　　在本文即将结束时引用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一句话与文友共勉，“如果有天堂，它应该就是图书馆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