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就从课本上读到明代学者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马生，姓马的后生青年。作为前辈，宋濂以自身之例，勉励他的小同乡学会博览群书，立志成业。借书而读，抄毕即归还，不敢稍微超过一点预定的日期，此为要义。

　　清朝大诗人袁枚对借书之举尤为倡导，甚而在《黄生借书说》中提出“书非借不能读也”的观点：“子不闻藏书者乎？七略、四库，天子之书，然天子读书者有几？汗牛塞屋，富贵家之书，然富贵人读书者有几？”

　　《七略》《四库》，是天子的藏书，但是天子中认真读书的有几个？书搬运起来累得牛流汗，放在家里塞满了屋子，这是富贵人家的书，但是富贵人认真读书的又有几个？随园主人之诘问，端的是难以反驳。

　　我们这辈人，正是从借书年代走来的。 

　　那时百姓人家普遍贫困，读书人常囊中羞涩，买书乃为一件奢侈事。那时走过新华书店，即使看到一本心仪已久的书，也非得权衡再三，才从口袋里摸出几张零碎的钞票。有时，明明已经凑足了数，结果还是收回，恋恋不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柜台，走出书店。

　　借书就成了读书人的经常之举。儿时的一个好去处，就是街头书摊。一两分钱可以借两本连环画，借好了就坐在书摊旁认认真真地翻阅。这情景许多“老上海”至今也还记得，想起来是那样清晰、温馨。

　　后来进了学堂，每个同学都有了借书证。那时的学校大多设施简陋，我念的那所乡村中学尽管是县里的重点中学，却居然还有数间茅屋。但学校图书馆并不寒碜，藏书也相当齐全。借书登记，约期归还，井然有序。“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在同学们心中，图书馆就是那“天光云影共徘徊”的“半亩方塘”。

　　那时，个人之间的借书被演绎成一种风情，甚至成为男女青年传情表意时释放的一个信号。我有一位朋友，初恋对象是另一个公社的女知青，介绍人乃是他表妹。女知青头回上门，就向我朋友借了一本书。他表妹见了窃喜，悄悄把我朋友拉到一边：“阿哥，成功了！”见阿哥茫然，便拍他一记脑袋：“你呆子啊，借了书就得还，倘若她不满意，还会带着一本书走啊！”

　　其实借书不还之事还是有的，只是多为无意，绝少赖皮。别人不说，就我而言，书架里至今还保存着两本旧书。一本敲着图书馆的印章，那是当年借了以后遍找无果，赔了书款后又“冒”出来的。还有一本《牛氓》，但等借来读罢意欲归还时，竟然忘了它的主人，而它的主人大概知道我十分喜欢这本书，所以存心不予提醒，把它留在我身边的吧！

　　书生礼轻一张纸，借书风情化丹青，今日忆起，能不歌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