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界泰斗爱因斯坦曾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承诺在北大作为期两周的讲座，但因各种原因而“延误”，这成为爱因斯坦的“莫大痛苦”和蔡元培的“最大遗憾”。

　　1922年11月13日，科学界泰斗爱因斯坦在访日途中停留上海，通过电报知道自己被授予1921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前他已决定在访日结束后到北大访问，但最终与北大擦肩而过，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爱因斯坦的“北大之约”，主要牵线人是北大校长蔡元培。他积极促成相对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曾在德国当面拜访爱因斯坦，并多次信函邀请其来北大讲学。虽然爱因斯坦的中国之行最终未果，但蔡元培与爱因斯坦结下的深厚友谊和蔡元培对传播新学新知所作出的贡献，仍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美谈。 

　　一次演讲，蔡元培识得相对论和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1905年提出的狭义相对论，给时间、空间和物质的基本概念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摧毁了“牛顿世界观的旧体制”，被称为“革命的物理新说”。五四运动为相对论在中国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相对论初现中国，与蔡元培的一次演讲有关。1917年年初，蔡元培就宗教信仰问题发表演讲，演说词发表于《中华新报》，里面讲到一个观点：科学不能解决的有关时间、空间的问题，要靠哲学来解决。 

　　在日留学的许崇清不认同此观点。当年9月，他在日本留学生创办的《学艺》上发文反驳，说“方今自然科学界关于时空（即宇与宙）之研究，则有爱（因）斯坦于1905年发表之‘对性原理’”，并介绍了狭义相对论的一些基本假设和概念术语。 

　　这篇回应蔡元培的文章，使许崇清意外地成为中国介绍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第一人。看到许崇清的文章后，蔡元培向远在德国柏林、师从爱因斯坦学习的北大理科学长夏元瑮教授请教有关知识，并索要了一册介绍相对论的简明读本，成为中国较早接触相对论的学者之一。心胸开阔的蔡元培很欣赏许崇清，并与他结为好友，许崇清1920年8月回国后，蔡元培邀请其在北大任教。 

　　许崇清的那篇文章发表后，国内陆续出现其他介绍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文章。不久，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访华，掀起了中国第一波“爱因斯坦热”。 

　　邀请罗素访问的是蔡元培、梁启超等人，其费用由讲学社赞助。1920年11月到1921年3月，罗素在北京大学作了“哲学问题”、“心之分析”、“物的分析”、“数学逻辑”和“社会结构学”等五大系列演讲，多次详细和系统地介绍相对论。罗素被称为“世界三大哲学家”之一，在中国知识界有显赫声誉。他的演讲很快被翻译发表，使爱因斯坦的名字和相对论在中国广为流传。 

　　蔡元培三邀爱因斯坦访华 

　　鉴于爱因斯坦在学术界的巨大影响，蔡元培一直有邀请其来北大访问的想法。1920年8月底，曾任教育部次长的袁希涛访德时与爱因斯坦相识。他注意到8月24日在柏林举行的“反相对论”集会，以及随后关于爱因斯坦意欲离开德国的报道，便电告蔡元培说，“爱（因）斯坦博士有离德意志，或能来远东”，并询问北大是否愿意接待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 

　　蔡元培立刻复电：“甚欢迎，惟条件如何？请函告。” 

　　袁希涛遂于9月11日向爱因斯坦转达这一邀请。当时，爱因斯坦产生过离开德国的念头，但仍下不了决心，因此并未接受蔡元培的这一邀请。 

　　蔡元培第二次邀请爱因斯坦访华，是他在德考察期间。1921年3月，蔡元培以北大校长的身份赴欧美考察，并把邀请欧美教授名流来华任教或讲学作为一项重要公务。在他列出的学术名流单子上，爱因斯坦名列前茅。 

　　3月16日，蔡元培抵达柏林的第三天，专程拜访爱因斯坦，当面邀请其到中国讲学。爱因斯坦表示，他当年不能去亚洲，一来因他已答应美方的讲学要求，二来他还要在美国为耶路撒冷的犹太大学筹款。 

　　蔡元培仍不肯放弃希望，他恳切地说，从美国前往中国非常方便，“何不乘此一行”？但爱因斯坦婉言拒绝，说他担任着物理研究所的所长，德国方面不希望他离开柏林太久。但他向蔡元培表示，“很愿意在稍迟一些访问中国”，还询问在中国应该用何种语言演讲。蔡元培说可以用德文，然后由像夏元瑮这样的学者翻译成中文。一旁的夏元瑮教授则提议也可用英文讲学，但爱因斯坦马上否决这个建议，声称自己的英语太差。这次拜访，蔡元培感受到爱因斯坦对中国的友好和访华意愿，于是坚定了邀请其来中国讲学的信心。 

　　一年后，宝贵的机会终于来了。 

　　1922年3月，蔡元培接到中国驻德公使魏宸组的电报称:“日本政府拟请Einstein博士于秋间往东京讲演，该博士愿同时来华讲演半月，问条件如何？” 

　　蔡元培显得十分激动，当即复电：“电诵悉。Einstein博士来华讲演，甚欢迎。各校担任中国境内旅费，并致送酬金每月千元，祈转达。”蔡元培明知爱因斯坦讲学两周，却开出以月计的酬金，可知其内心希望爱因斯坦在中国停留得更长一些。这封第三次邀请爱因斯坦访华的信函，于4月8日到达柏林，并由中国驻德公使转交给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承诺来北大演讲 

　　1922年6月下旬，蔡元培收到从中国驻德使馆转来的爱因斯坦于5月3日发出的信。爱因斯坦在信中表示，访问日本结束后，“深愿于本年冬季至贵国北京大学宣讲，其时以两星期为限”，同时提出酬金问题：“关于修金一层，本可遵照来函所开各条办理，惟近接美洲各大学来函，所开各款，为数均在贵国之上。若对于来函所开各款，不加修改，恐有不便之处。”大概考虑到夫人随行等因素，爱因斯坦提出两项具体条件：“第一，一千华币改为一千美金。第二，东京至北京及北京至香港的旅费，暨北京饭店开销，均请按两人合计。” 

　　蔡元培考虑到爱因斯坦能来北大讲学是最重要的，酬金问题可以慢慢想办法解决，于是马上电告驻德公使：“条件照办，请代订定。”8月底，蔡元培收到驻德公使转来的爱因斯坦的答复：“拟于新年前后到北京。” 

　　精心筹备爱因斯坦访华事宜 

　　获悉爱因斯坦承诺访问中国，国内知识界十分兴奋，最欣喜的莫过于蔡元培。蔡元培动员各方筹集资金，组织力量大张旗鼓地宣传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约请国内众多学术团体联名给爱因斯坦写欢迎信，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 

　　当时北大财政拮据，爱因斯坦一千元美金的开价是个天文数字。北大原提出的酬金一千元华币，已相当于当时大学教授月薪的三倍以上，现在换成美金，蔡元培确实感到“真不知往何处筹措”。7月初，蔡元培赶赴山东，向出席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的梁启超说明有关情况。梁启超当即答应他自己的讲学社“必任经费一部分”。在多方支持下，酬金有了着落，蔡元培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