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新中国成立前就参加工作的人，日常工作中见证了一些中央领导人的工作片段，至今仍萦绕心头。回想起来，仿佛那些片段就发生在昨天。

　　毛主席带头高呼：“人民万岁！” 

　　在1949年开国大典前夕，北平的人民群众已经沉浸在狂欢之中，时常有秧歌、腰鼓队伍连夜到中南海新华门前鼓舞贺喜。我当时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办公和住宿的地方就在新华门斜对面。在群众的狂欢情绪鼓舞下，有一天，我们总工会的一群年轻人也列队参加了群众的狂欢队伍。当我们一同走到天安门广场时，令我们欣喜若狂的是：毛主席来天安门视察大典的准备工作了！于是，群众像潮水一般的涌向金水桥，有人高呼：“毛主席万岁!”还有人高呼：“请毛主席给大家讲话!”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走到墙垛口，一面向欢呼的群众挥手致意，一面说：“我来领着大家呼几个口号吧!”于是，在毛主席的带领下，我们反复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万岁!”毛主席用洪亮的声音反复多次地高呼：“人民万岁!”我想，这正是伟大领袖此时此刻内心的真情流露! 

　　毛主席一贯主张实行“双百”方针 

　　我们都知道是毛主席提出在文艺、学术领域要贯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不仅在其著作和报告中多次提出，例如在1957年所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就作了非常全面、深刻的阐述。在其他场合的报告、讲话甚至日常的谈话中都多次讲到有关此问题的内容，例如：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提到：“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也提到：“我们必须继续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我们都知道，毛主席喜爱京剧，曾多次邀请京剧著名演员到中南海的住处清唱并切磋，程派青衣演员李世济便是常客之一。一次，李世济陪着毛主席沿着中南海散步时说：“我要做革命派，不要流派了。”毛主席开导她说：“要做革命派，也要流派。”这是“文化大革命”后的一次全国政协会议上，我的老伴参加会议服务工作时听李世济讲的。 

　　周总理的工作效率 

　　在1952年北京举行亚洲、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简称亚太和会）前夕，我被文化部临时调去参加为会议组织文艺演出晚会的工作。我们联系组织了首都各个主要演出团体准备了精彩的京剧、杂技、话剧、歌舞等节目，还有一台由首都各文艺团体联合演出的音乐会，每一台晚会都要印制比较精美的中、外文字对照的说明书，记得当时有一台反映上海钢铁工人生活的话剧《在新任务面前》，为了将剧情说明尽快翻译成英文，还临时抓了英若诚同志的“差”，他又快又好地完成了任务。当节目说明书封面设计好之后，便需请领导审查，方才能够付印。当时还没有电脑排版这样快捷的技术，而是需要由设计者绘制制版图，然后上锌版方能付印。因此，时间之紧迫可想而知，我们都十分担心是否能如期审查完成。于是，在一天晚上趁周总理在青年宫剧场审查演出节目时插空请总理审查。我们抱着忐忑的心情将设计图送到总理面前，在一起审查设计图的还有沈雁冰和曹禺同志，国务院布置科的科长、漫画家钟灵也在座。大家看了设计图之后，对于包括天安门和华表在内的画面不太满意，认为庄重有余而生动活泼不足，但是大会开幕在即，怎么办？我们正在着急的时候，钟灵用铅笔画了一个修改的示意草图，果然比原来的方案好多了，曹禺同志趁热打铁说：“钟灵你才思敏捷，就由你来完成修改，并且画出制版图吧。”周总理和沈雁冰部长也同意了这个方案，一个重要国际会议的晚会节目单的封面设计方案就在节目开演前不到半小时内敲定了，事后钟灵马上绘图，我们送印刷厂紧急印制，保证了演出使用。 

　　在准备亚太和会时，为大会准备的一台音乐会在小经厂剧场彩排，周总理和另外几位领导同志来审查。周总理对于演唱还比较满意，但是认为大合唱上百人站在舞台上，合唱服的颜色、样式都太陈旧、灰暗。这在新中国成立之初，一切都还简陋，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面对即将开幕的国际重要会议的演出，舞台形象却需要亮丽一些。于是，周总理立刻拍板，为合唱队添置一套新的合唱服，尤其是女同志的服装要有民族特色。恰好，剧院的舞美设计、制作部门就在剧场旁边，当即招来服装设计师，商定了女合唱服采用中式短上衣、百褶裙的方案。至于经费，总理也立刻特批了一笔钱，由我当夜将此批件送往财政部办理。一位值夜班的处长接待了我，他接过总理的批件认真研究无误后，便进到里面作了安排，然后告诉我说，从明天起，你们剧院就可以从人民银行支取这笔经费了。对于周总理和财政部的工作效率我们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总理的认真精神还有进一步的要求，他要求亲自看看合唱服（尤其是女式的服装）试穿的效果，总理的工作精神多么认真细心啊！于是，服装设计和两位女演员被接到中南海周总理的家中试穿了服装。参加试服装的邓韶琪后来很感慨地对我说：没想到总理那么高的领导干部的家竟是如此朴素！ 

　　廖承志同志“深入车间” 

　　1951年，李伯钊同志等创作的歌剧《长征》即将公演，由于作品题材涉及革命的历史，在连排的阶段，她请了不少领导同志来看戏提意见，有时也有一些老红军出身的军队和地方领导同志慕名前来观摩。一时间，演出该剧的青年宫剧场可说是“冠盖云集”。一天，在演出中间剧场突然停电了，这在解放初期的北京并不罕见，于是，当时在场的廖承志同志便立刻赶到机房，督促工作人员启动备用的发电机———因为当时身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他还兼着青年艺术剧院院长的职务！可是，这台发电机的质量也不佳，急切之中还是未能启动，同时赶来机房查看究竟的李富春同志便打趣道：“小廖，你这青年宫今天成了黑暗宫啦！”两位领导干部就是这样心平气和地对待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建设中的困难。 

　　康克清同志在群众中间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剧场演出中，来看戏的领导同志和普通观众之间的界限并不“森严”，而到“文化大革命”时，江青等怕群众怕得要命，才设置了种种“规章制度”。一次，我有幸去首都剧场看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歌剧院演出的《红灯记》，当开演的铃声响过之后，场灯忽然压得半暗，然后，从首长休息室方向进来了一行人坐进前排的首长席，可以隐约看出来是江青、姚文元……当戏演到一半中间休息的时候，江青等人又在半暗的场灯下溜回休息室。然后场灯大亮，一般观众方才可以离开座位活动、休息。这时，我忽然发现在剧场前排的座位上站起来一位身材魁梧的女同志，仔细一看，原来是康克清同志！她没去首长休息室，而是从座位上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肢体，并和她前后左右的普通观众随便地交谈着，表现出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 

　　(摘自《百年潮》2011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