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上海图书馆六十周年大庆之际，我要致以最诚挚的热烈祝贺。因为我读大学只读了一年半，便进入社会了，而且当时读的会计系，全是英文书。研读中国古代史、中国古典戏曲，主要是这60年来用业余时间在上海图书馆学习、研究的。

　　当然，建国以前我在重庆、南京两地的图书馆里已经开始中国古代史、中国古典文学的学习、研究，但先后一共只有八年。而建国后，在上海图书馆读书的时间最长，已经六十年。我对上海图书馆热爱、感激的心情难以言表。

　　作为一般的读者，我有幸很早与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上图组成部分，上图古籍主要来源在此馆）时期负责人顾廷龙、潘景郑、瞿凤起三位前辈相识，并在一起探讨一些学术问题。

　　还曾经有一个时期，受到了十分特殊的照顾，当《辞海》1964年版定稿之前，戏曲组主编刘厚生因为我组已经积累了大批材料，弃之可惜，准备把已集中的人员留下来，继续工作，出一部篇幅大的专业辞书，但浦江饭店不能再住。再说进一步收集资料、核对原文存在多方面的困难。经过较长时期的联系，居然取得了上图领导的同情与支持。特别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宽大的房间，集中了大量馆藏古籍使我们的工作进展得非常顺利，可惜不久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口号之后，这项工作也受到影响，刘厚生又调往北京。好景不长，半年时间便中止了。我已得益良多，相当满足。

　　另一次是1978年至1979年，改革开放了，但“《海瑞罢官》冤案尚未彻底平反，上海文化局把我从监督劳动的工厂中调回之际，让我在上海图书馆古籍组过渡一个时期。应该说，我的身份仍旧是牛鬼蛇神，但古籍组对我特别宽容，和他们在一起工作，一视同仁，而且让我担任了学术性最强的编目工作，即确定版本的时代与编著者的真伪等诸多问题，写进卡片。并明确标注，是否属于善本抑一般版本。因其开放的程序、手续完全不同也。

　　而我一向固执、偏激，有时竟对馆长顾廷龙提出相反的意见，蒙他宽厚包容，也未对我训斥或驱逐，但已使全组其他同志惊惶、诧异不已了。

　　在此期间又得到了一次十分特殊的机遇。周明恭老先生在建国之前即去香港，后转美国定居。所赠共收藏一大批珍贵戏曲书籍、戏曲文物，被妥善保存三十年之久，因故迄未加以全面清点、检查。此时此刻，我奉命进行查验，并被要求作出初步评价。我诚惶诚恐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身入宝山，自然不能空回。在上图古籍组工作了九个月，对于醉心研究《西厢记》的我，自然如鱼得水，终于有机会被明代王骥德等大家公认为善本的徐士范本《西厢记》，而研究《西厢记》的前辈王季思、吴晓铃以前从未见过也。我又新发现了《十五贯》作朱素臣的《西厢记演剧》康熙刻本，校刻精良之至。国内外任何论著均未提到，亦未有收藏，绝对是孤本，我喜出望外，撰文在《文学遗产》作了详细评介。

　　此外，我特别注视有关辽、金、元三个时期的著作、文献，为后来写作《辽代戏曲史钩沉》作了充分准备。

　　从1980年开始，我回到上海市文化局，重新以一般读者身份，到上图阅览、复印、外借，因我对藏书已有大致的印象，工作同志基本上又都熟悉，读书、借书，都很顺利、愉快。

　　总的来说，上图古籍组前辈之中，潘景郑先生处我受益最多，他是苏州大藏书家潘祖荫后裔，所见所闻甚广。对柳永研究极深。关于戏曲未写专著，但《脉望馆钞校古今杂剧》来龙去脉较郑振铎所知更多，洪昇生平及《长生殿》版本更如数家珍，绝大部分有关《长生殿》的专著作者都曾向他讨教。我们接触频繁，所谈内容也相当广泛。他九十岁时，我写《版本学家如何读书》一文，发表于《文汇读书周报》以示祝贺。

　　1999年，乃建国五十周年，上图叮嘱我合作编辑出版《西厢俪影集》，我视为隆重布置之作业，勉力完成。因其装帧典雅，成为上图赠送海内外贵宾之礼品，数年之间，很快送完，仅存样品孤本矣。

　　我从未上名牌大学攻读中文系或图书馆系，之所以在中国文化史、中国戏曲史等学术领域能有深入研究机会、作出微薄贡献，关键在于在上海图书馆六十年来的学习。所以说，上海图书馆是我的大学。年已九十有二，而馆藏古籍浩如烟海，我之读书无异鼹鼠饮河也。好在这所大学并无年龄限制，当然也没有一般大学有毕业等等规定，使我能够在有生之年，学习再学习、研究再研究，一直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