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时，孔子说自己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自由境界。这说明了两点，一是老先生毕竟是热爱自由的；二是即使在“从心所欲”的自由里，其中仍有不可逾越之“矩”。

　　这不可逾越之“矩”，应该是个人自由的界线。那么，这个界线该如何划定呢？

　　英国思想家约翰·密尔提出过一个著名的“伤害原则”——能阻止我做想做之事的唯一理由是：别人可能因此受到伤害。他用一个形象的例子来说明：我挥舞拳头的自由，在打到你的脸之前就结束了。

　　在人与人的双向关系中，这种“伤害”是直接的，不难理解，但人是处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个人行为对网络中的其他人造成的“伤害”，有时是间接的，比如，一个人的自杀，虽没有直接“伤害”别人——按照存在主义者的观点，他完全有权利这么做——却可能对其亲友造成巨大的间接“伤害”。

　　前者是“直接伤害”，后者是“间接伤害”。约翰·密尔的“伤害原则”界定了前者，而孔子显然还意识到了后者，他所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如果也作为一个“伤害原则”来看，则很好地涵盖了前者和后者——你不仅要考虑自己行为对他人可能造成的“直接伤害”，也要考虑到可能造成的“间接伤害”。

　　“直接伤害”，法律可以界定，人们容易取得共识；而“间接伤害”，则处于道德、规矩、习俗主宰的领域——人类的麻烦、纠结和困境往往汇集于此。

　　为什么？因为“间接伤害”，让人们面对的不是一道对错的判断题，而是一道做出取舍的选择题。这里没有一定之规，也无万全之策，常将人类置于两难的境地。因此，汉姆雷特在“生还是死”的问题上犹豫不决，而“母亲与女友同时落水，先救谁?”也成了千古难题。

　　问题是，当“间接伤害”无法避免时，我们该如何行事？

　　孔子的回答是：“循礼”。也许正是担心人们在生活中有时会无所适从，有必要给予具体的指引，孔子引入了“礼”的概念。

　　法，通过禁止做什么来避免“直接伤害”；礼，则通过告知应该如何做来减少“间接伤害”。

　　孔子对“礼”的重视和强调，达到了异乎寻常的程度。颜渊问仁，孔子回答：“克己复礼”。颜渊继续问，能具体点吗？孔子说∶“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1》）这话说得斩钉截铁，不容商量，大概唯一可以讨论的是，“礼”是什么？

　　在此，不妨多说几句“礼”。礼，不仅是出场次序的先后，宴会座位的安排，就本质而言，是这些仪式或规范背后所体现出的一个排序优先的原则——不仅是谁先谁后，更有孰重孰轻。

　　礼，是一个社会基于某种排序优先原则所形成的习规，让我们知道该如何穿衣吃饭、接人待物，小到家事，大到国事，直到两难之事，该如何取舍。

　　家庭以父母为重，便有了“孝”；国家以君王为重，便有了“忠”；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国家重于家庭，“尽忠”是理所当然的选择。这些行为选择的背后，体现出的排序优先原则是“国家—家庭—个人”。这意味着，当你个人意愿与家庭和国家产生冲突时，你要放下个人意愿，以家庭和国家为重，在家顺从父母，于国听命君王。所有符合这一排序优先原则的行为，会被视为“知礼”，而不符合的话，就会被视为“违礼”。

　　汉儒的“三纲五常”中的“三纲”，更是将这一排序优先原则推向极端，归纳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其结果是，个人完全失去了选择的自由，“礼”也由对人的约束变成了对人的束缚。

　　“礼”的如此异变，不知是不是当年孔子的初衷？ “复礼”，是孔子一生的政治梦想，更被其视为是一条“天下归仁”的大道。既然是“复礼”，这说明，孔子想“复”之“礼”，在孔子之时，就已失去，而终其一生，孔子也未能成功“复礼”。

　　那么，孔子想复之“礼”，到底是什么样子？今天难知其详，不过，从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语，可以推断，其背后的排序优先原则应该是“民众—社稷—君王”——与后来以“三纲五常”为基础的“礼”，取向并不相同。

　　事实上，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化，其背后也是社会排序优先原则的根本改变——“国家—家庭—个人”逐渐变为“个人—家庭—国家”。旧礼被新规所取代，不变的是，我们有时仍要在两难中做出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