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都喜欢子冶壶。那是石瓢壶里的一款，洒脱，刚韧，仿佛一满腹经纶之名士，布衣草履，满脸沧桑却又神情恬淡。懂壶的人知道，那壶后站着一个人，瞿子冶，名应绍，清嘉庆、道光年间人，上海名士，贡生，官至玉环同知。史书记载中的瞿子冶工诗词书画，且擅金石、精鉴赏、嗜壶艺。一个入世的为官之人有了这些嗜好，就会慢慢看轻仕途，进而视那些官场方术为粪土。

　　瞿子冶和陈曼生一样，喜欢把紫砂像命根子一样玩。明末清初以后的江南文人，进则厕身官场，结党营私，同流合污；退则隐居江湖，逍遥逃避，醉生梦死。滔滔乱世，何处去寻理想支柱和精神寄托？紫砂壶，等于是文人精神上的一个知己，这一点，与中国古代的隐逸文化亦有关系。何谓“隐逸”？古代为官之人，有仕途不畅之隐；而超脱之雅士，则有怡情忘怀之隐；期待明君识己之人，亦有蛰伏之隐。这种种隐逸背后，其实也有诸多不便言说的诉求。大隐也好，小隐也罢，皆是为了“独善其身”式的精神解脱。隐于酒，易伤身；隐于狂，易伤神；隐于壶，则神志通透，万事悠悠。

　　私下里，文人们有一句玩笑话：壶中虽无颜如玉，一杯清茗可倾心。那倾心佳侣，比得上绝色小妾！

　　论官，瞿子冶比陈曼生当得大，史料说他是“玉环同知”。属地方政权厅一级长官。按这样的说法，瞿子冶怎么也算是个正厅级，所以他要玩紫砂，具备比陈曼生更好的条件。

　　陈曼生玩紫砂，玩出了“曼生十八式”，这个影响远远超出了当时的一个县令所能有的知名度。瞿子冶在上海，消息灵通，场面也大。对陈曼生，他肯定是非常心仪的，上海离宜兴并不远，但他不愿像陈曼生那样，在宜兴窑场一呆就是几天。他有条件把中意的紫砂名工请到自己家中，按照他的意愿，慢慢地制壶。而在那些自己喜欢的紫砂壶上题句刻画，对瞿子冶来说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与陈曼生不同的是，瞿子冶的性情更疏放豁达些。他题句刻画往往不受壶面所限，甚至在壶上横书，如同骏马而纵横驰骋。他喜欢在壶上画竹，那竹，狂放而又虚静，枝叶挺韧，情致斐然；竹枝往往从壶面连及壶盖，可谓竹荫蔽日，纵逸豪放。

　　那些壶上的题句刻画，或由瞿子冶自己亲篆，或由友人邓符生摹刻。这个邓符生也是沪上名士，刻功十分了得。他懂壶，更懂瞿先生。瞿子冶与紫砂名工们合作的壶，均由他来往传递并且督造。一把壶，定制在上海，烧制在宜兴，邓符生不厌其烦地来回跑。那些窑场轶事，经邓符生一描绘，立刻变得活色生香，让瞿子冶听着高兴。于是瞿子冶就有了一趟又一趟的宜兴之行，他与紫砂名工们的见面，应该是他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篇章。

　　瞿子冶的传世之壶是一款古朴石瓢。传说系瞿子冶与名工杨彭年合作。这时的杨彭年因了与曼生合作，身价已非当年。但他一点也不敢怠慢瞿先生。他们的合作，从一开始就是默契的。与温雅笃厚的曼生式石瓢不同的是，子冶石瓢透现着一股刚韧之气。如果说，曼生石瓢的特点是讷朴、内敛，那么子冶石瓢则抑扬顿挫，大气凛然。通体有一种俯仰天地间的气度。瞿壶一出，追捧者日盛，那些喜欢清赏的风雅士人，简直趋之若鹜。所谓一壶千金，绝非妄言。后来瞿子冶干脆称自己为“月壶”，并自印了一本《月壶题画诗》，比起今天的“自费出书”，瞿先生要高雅得多，因为，毕竟有那么多的壶迷追捧。这薄薄的一册，记述了他与紫砂的生命情缘，也记述了一个清高孤傲的文人的心路历程。

　　方家认为，瞿子冶制壶，应是陈曼生之后的第一人。子冶石瓢，是紫砂中一名款，壶在人在。无论岁月沧桑、世道嬗变，瞿子冶都在那一款壶的深处优雅地品茗论道，挥斥方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