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在医院最后送别朱维铮先生，媒体记者的电话就接连而至：作为朱先生多本著作的责任编辑，能否说说对他的印象？浑身乏力、心绪纷乱之际，我只回了一句：“真正的男人。”直到夜深人静，稍稍缓过神来，才补发了这样的短信：“一个有学问、有个性、有担当、有魅力的学界名师。”

　　其实，朱先生的学问，无论是经学史、史学史，或是思想文化史等等，不仅有他自己呕心沥血的传世论著，还有众多得其亲炙的受业门生，根本轮不到我辈胡说八道。唯其爱书如命，家中厅里房内、架上地下，到处书满；甚至人在病榻，还手不释卷，则为我等平日确确实实的亲眼目睹。而对自己的著述、编校文字，朱先生更是字斟句酌，极尽考究；不到满意，决不交稿。排出之后，反复校阅；字字句句，一丝不苟。每有重印，还常以手头勘订之本嘱改，容不得半点微瑕小疵，哪怕是一处标点符号……在他赠我留念的《走出中世纪二集》特印精装本前手书长题中，有这样的话：“忆荆公题柯山诗，谓比照香山诗手草及成稿，‘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鲁钝如余，虽竟夜沉吟，拙文仍不脱寻常。”这也许正是他一生治学的写照和永无止境的追求。

　　朱先生有个性，学界皆知。然脾气虽大，但认道理；要求“苛刻”，却欣赏“较真”。凡出版社向他约稿出书，唯一不能商量的条件是：没有经过他本人同意认可，绝对不允许有任何删改，理由是文责自负。否则宁可不出。我曾不止一次地亲听其批评某大出版集团将许多名家著述纳入“统一丛书”，再组成所谓的“丛书编委会”，由位高权重者充当主任的做法，怒斥其人“不是个东西！”并严正声明：凡我以前在该社出版的所有著作，未经同意授权，一本也不准列入此中！“而对平时书稿编辑过程中提出的各种问题，不管是学术性的疑问，还是技术性的细节，则都认真听取，耐心解释，不怕争议，从善如流。因为他一贯恪信：真理是在争论中确立的，历史的事实是由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的。在一本朱先生书稿的编校过程中，我曾以不能确定的大小疑问若干，用传真发给当时正在台湾讲学的他，请求定夺。很快便得到一一回复，巨细无遗。并以“甚是。照改”、“很好。从尊见改”这样的实事求是，鼓励编校人员“斤斤计较”，以尽量消灭包括手民误植在内的各种“硬伤”。碰到书稿中一些似乎有”重大责任“的问题，朱先生更是勇于担当，不“为难”他人。有一次，还就其书稿中一个与所谓现行“主流规定”不相一致的概念名词，专门补写一条注解。既从学术的角度，阐明其坚持己见的理由，又以真正文责自负的明确承担，体谅出版方因种种因素而“取舍两难”的尴尬。在朱先生主编的书中，照例要在“前言”或“后记”中详列分工，不仅不掠合作者哪怕是其学生之美，更强调凡有错误，概由他一人负责。今举其率门下邓志峰、张完芳、刘文楠、姜鹏诸君编校的《利玛窦中文著译集》为例：

　　这部著译集的编校，是我与四位小友共同完成的。他们分别查勘不同版本，进行会校，每种都做过详尽的校勘记，由此筛选出较合历史原貌的底本，然后区分句读，初施标点，并予分段，同时也辑集了每一种的研究材料。正因为他们做了奠基工作，我才可能在较短时间通读全稿，推敲全文，订正字句，修改标点，择定校记，以及撰成每种简介。因此，这部著译集是我们合作研究的成果。当然，编校存在的任何错误不当之处，都应由我负责。尚祈海内外方家不吝指正！

　　类似这样的话，几乎在他主编的每一种书里，都能见到。而为了以原先分篇各撰辑集而成的《马相伯传略》的署名问题，他坚持提出，不能只以“朱维铮等著”了事，而须全列作者姓名。后因丛书封面设计关系，实在没有办法，协商之下， 最终还是在内封分署各篇作者之名，连有关资料辑录者，也都在每篇后的出处中一一注明。

　　如今的复旦，几可谓“教授满街走”，但真正让人从心底里敬佩的，也许远远没有人们期望的那么多；而被公认为有味道、有魅力者，恐怕更少。朱先生则绝对在极少数两者兼具的名师之列。君不见，无论是校内校外的小课大课，还是公众传媒的各种演讲，其敏锐精辟、妙语迭出的学识风采，曾让多少聆听者为之折服倾倒；那些经过长期认真研究、严肃思考，又被化为深入浅出、简要明了的心得之语，也往往很快成为不胫而走的流传名言。

　　朱先生走了，把学问、担当留在了自己的书里，把个性、魅力留在了大家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