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80年代，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胡耀邦同志提出，妇女联合会（以下简称妇联）不仅要管妇女工作，还应该管少年儿童的工作。上海市妇联要办《为了孩子》，关建主任就把教育局、团市委有经验的人请来，时任少先队共青团少年部部长的段镇兼任杂志的首任总编。我本来是搞儿童戏剧的，接到妇联调令，就开始着手创办刊物的事了。

　　创刊时，我们没有办公室，在当时妇联所在的长乐路办公地的顶楼晒台上搭出一个小房间，里面挤了十几个人（包括行政等各部门），冬冷夏热。

　　当时编辑人员都是从各个领域找来的有教育工作经验、有媒体从业经验的优秀教育出版人员，她们拥有各自的专业经验和特长，共同努力，克服当时啥也没有的窘境，就连开见面会的茶杯都要向其他部门借。

　　在当时的形势下，我国的教育更倾向苏联。因此，在创刊号筹备时我们找了当时还在大学学习懂俄文的中文系学生任雪蕊（后担任《为了孩子》编辑、主编，现为《为了孩子》首席编辑）帮忙翻译俄文的妇女刊物和少年儿童读物的题目、栏目名称，以方便编辑部研究刊物需要设定哪些适合中国国情的内容和栏目。

　　要办一本杂志，就要有一个名字。首任总编提出就叫“为了孩子”，非常响亮，结果发现这个名字颇具人气。曾经刊物想要改刊名，登报向广大读者征集杂志名称，收到了近2000多份来信选票，其中占最大比例的，仍然是“为了孩子”这个叫得响亮又深入人心的名字。

　　“为了孩子”这四个字非常难写，因为四个字的左偏旁都像“了”字。我个人喜欢书法和国画，所以我考虑找有创新的年轻人写比较好，于是就找了当时还年轻的书法家周慧珺。我去周慧珺（后来曾任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家的三层阁楼，她写了几十个“为了孩子”，最后从中仔细挑了一幅。这个题字一直沿用至今。

　　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为了孩子》新一代的编辑同志们不要忘旧，要感谢周慧珺同志。

　　对编辑能力的培训，我有自己的一套思路：编辑一定要从采编通的基本功开始，一、先从校对开始做起，做通联（处理读者来信）；二、下印刷厂，以前都是跟师傅一起排铅字，画样改版，印刷厂的条件异常艰苦，大热天时尤其辛苦；最后才是约稿、组稿、改稿、编稿。

　　而杂志的编辑工作要抓“天、地、人”。天，指的是四季变化，四季变幻对孩子的影响；地，时事，指世界的形势变化，科学教育变化，党团的教育重点，社会发展问题等等；人，是指感情与理性的变化。

　　因此，在贴近生活，紧搭社会脉搏上，《为了孩子》的前辈编辑们总是能在第一时间掌握一手资料，快速抓住社会热点，向广大读者提供第一手的内容。当时，上海有个小学女学生被父母打屁股打死了。有人认为，是家长重男轻女的关系。可是通过我们记者沈珏的走访了解，平时父母对孩子很好，让她吃好的，穿好的。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便派出记者到看守所去采访，因为妈妈当时已经被拘留。原来，父母在信奉的棍棒教育理念下，认为打屁股打不坏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他们怕把手打坏不能写字，所以把孩子的手绑起来打。他们其实还是很爱孩子的，但是搬运工的爸爸打起人来下手很重。后来，居委会的人发现了让他们送医院，经过医生诊断，淤血严重会产生毒素，导致休克，使孩子死亡。死因最后是由法院鉴定的，因此我们还请法医写了一篇科学判案的文章对读者进行医学知识的普及，在当时引起了很大反响，许多读者来信肯定这篇文章。

　　我1986年离休了，复旦大学谢希德校长向妇联介绍孙小琪做我的接班人，孙小琪与我有缘，因为我的独养女儿也名叫孙小琪，一点都不差，等于我有一双女儿了，孙小琪苦心经办了多年。如今，《为了孩子》到了三十而立之年，孙小琪也退休了，而我已经是90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