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给我最深的感受不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珍宝，不是同宗同族同语言的亲切，而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地方，每时每刻都体现着文明礼貌。和北京、上海相比不仅是高几个层面，而是完全不同。

　　在路口问捷运（台北的轨道交通）车站在哪里，一位女士告诉我最近的站在东边路对面，刚走没多远，她又跑过来对我说，那边红灯亮了，你跟我从南边过街，现在是绿灯，稍多几步，但可先到。走到车站，她还一再叮嘱：“你小心噢。”在公车（台北的公交车）上问前边座位上的先生到“中央研究院”在哪里下车，他问我，你没来过吗？去哪个所？我说去参观胡适先生故居。他说你跟我一同下车，我带你去。我说你不必麻烦，给我指个方向就行。他说我是物理所的，办公室就在故居旁边。下了车，我随这位先生步行，走了约10分钟，看到“胡适纪念馆”的石牌和故居的房子，他才转身离去，我道了谢，目送他从来的路往回走，几百米外我看到的有物理所字样的楼房。明白这位先生是专门把我这个访客送到的。在商场购物，问女店员，某种商品在哪里买，她告诉怎么走，我走了几十米，听到后边脚步声橐橐地逐渐临近，穿高跟鞋的女店员跑来跟我说：“先生，你走错了，你要买的东西在下一行。”有一次找一位老人问路，他说：“对不起，我不知道你要去的地方。”并帮我找其他人问，等我问清楚，他还一再向我道歉，感觉是主人没有对客人尽到责任。

　　在台北街上走累了，进了西门町一家星巴克，收银小姐收费后，问我：“先生，贵姓？”取饮料和食品处有几个人排队，快轮到我时，柜台里的配餐小姐说：“袁先生，下一位就是你了，对不起，请再等一下。”我端着咖啡从一楼上到三楼，在这家店里坐了近一个小时，当我下楼离开时，一楼的两位小姐同声亲切地说：“袁先生，再见！慢走。”我觉得在来来往往的顾客中我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让人容易记住，想她们是这样对待每一位顾客的吧。

　　在台北乘计程车，司机都非常周到，从不让乘客伸手拿行李。有一次我为了找一家小商店买一件小东西，停车下车了六七次，司机没有一声怨言，每次我回到车里，他都轻声问：“OK了没有？”直到我说“OK”。半个多小时，只花了100新台币，也就是20多元人民币，要是在北京，司机或许早赶我下车了，上海司机就算不赶人下车也会抱怨一路。在台北我有好几次乘计程车没有零钱，司机都没有要一二十元的零头，没有丝毫不快，好像没有零钱找给乘客是他服务不周。北京的司机多半让没有零钱的乘客自己想办法，我多次为此下车买超市的小商品换钱。

　　台北的捷运和公车车厢里十分整洁、安静，都设有与其他座位颜色不同的“博爱座”，椅子上方有一行字，写着：非老人、孕妇及抱小孩者请不要坐。有时车厢里很挤，博爱座空着，年轻人却没有人去坐。台湾朋友告诉我，年轻人坐博爱座会被人看不起的。

　　文明礼貌理应是基本的个人习惯，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对很多人来说，文明礼貌还要教，就像幼儿园的老师教小孩行为规范一样；对另一些人则是一种很不情愿的强制行为，只要没有人监督立刻就忘了礼貌；还有人看场合，有领导、外国人在就收敛着点儿，自己是主人、是老大时就肆无忌惮、旁若无人。文明礼貌在我们的许多城市远不是人人时时处处都有的好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