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前为了迎接亚运，广州荔湾区耗资8亿元打造西关最大的广场———陈家祠广场，但因地铁8号线施工，广场现已被拆了一半，围蔽成工地。市民斥责太浪费，是政绩工程。这不是个例。近日晒出的各地政绩工程治理清单显示，全国叫停663个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很多落马官员都与政绩工程密不可分，共有418人被查处，处置这些政绩工程继续消耗大量公共财政，地方政府还要为其不良社会影响付出后续代价。

　　综观形形色色的政绩工程，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胡乱拍板，城市建设和地区开发规划朝令夕改，有的工程由“一把手”说了算，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从程序到内容荡然无存。如原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申维辰主政期间，强令更改设计初衷，将原本规划为绿地、公园的龙潭片区建为“新地标”、城市综合体，甚至要把刚建成几年的大片住宅推倒重来。二是大量“政绩工程”不但造成严重的财政资金浪费甚至腐败交易，而且直接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如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担任阜阳市委书记期间，主导修建阜阳机场等几个超大型项目，至少透支了阜阳市未来10年的财力，当地百姓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好大喜功的“政绩工程”鳞次栉比，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此起彼伏，一方面反映了我国政府投资缺乏科学的决策机制和有力的监督制约，一些地方党政主要负责人一手遮天，强力干预、主导政府投资工程，有的官员甚至大搞暗箱操作和权钱交易，借干预、主导工程项目中饱私囊。另一方面反映出，我国政府投资缺乏严格的问责追究机制，一些政府投资项目造成大量浪费和腐败，影响地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决策者、执行者往往无需承担责任，照样为官执事甚至步步高升。

　　这次中央大规模叫停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可谓痛定思痛并对症下药。据报道，2010年初国务院法制办公布《政府投资条例（征求意见稿）》，国务院法制办新近修改完成《政府投资条例（草案）》，并开始征求意见。草案强化了对政府投资行为的责任追究，明确了审批部门、项目单位、建设单位、工程咨询机构及工作人员的法律责任，规定除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责。

　　此外，政府投资立法还应就政府投资信息公开、公众参与决策等做出具体规定，使政绩工程从决策到实施全程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的批评与监督。唯有建立健全严密完备的政府投资监管制度，给政府投资项目套上法律的辔头，才能有效遏制长官意志和“一把手”独断，避免政府投资“拍胸脯决策”和出问题后“拍屁股走人”，终结政绩工程、形象工程遍地开花的乱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