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人  整理

　　莫不是来接防的？我掏啊掏的，先掏出了香烟。“给我一支。”“啊，你抽烟？拿一包去。”气氛缓和下来了。我问：“兄弟，这月发薪水没？”“他妈的，就发了两个大头。”我说：“我们一个也没有发。”“来，你给我把门打开。”

　　这门我究竟开还是不开？如果不开，那就要露馅，可要想打开，我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到开这锁的钥匙呢。我磨蹭着，一眼看到大锁上有个7字，而我手中的钥匙赶巧也有个7字，真是命大，一捅就开了。

　　门一打开，他就进来了。我随后把门反锁上了。那一头，小王早让人把过道的木门关上了，这样，外面的人就看不到牢房里的动静。这会儿里面开镣的开镣，装大米的装大米，肯定乱成一锅粥了。

　　那家伙问道：“这里还有什么犯人啊？”我说：“重要的政治犯都解走了，剩下一些小偷小摸、赌钱吸毒的。”说话间，我一抬头，看到了墙上的木牌子，第一个名字就是富华。他没看见，回头打算走了，说：“你把钥匙给我。”不给不行啊。我想，给就给，没有我配合，你也进不来了。可我要出去，同样也就出不去了，心里不免有些懊恼。

　　前面的门不能走了，唯一的出路是打开后门，原先准备的斧头派上用场了。

　　这时候，里面有的犯人不耐烦了。政治犯一般比较配合，主要是那些地痞流氓开始闹了，要我把他们放出去。

　　越狱是一项有组织的活动，哪个环节上不小心出了差错，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我说：“吵什么吵？要死一块儿死！”我把郭耘夫先放出来。他有重要任务要担当。

　　正在这时候，对面港口司令部大楼起火了。韩慧如一直在楼上女号子里，这时候才下来。沈光旭胆子大，但我当时也让她呆在上面，主要是观察对面敌人的动静。

　　失火的大楼前面停着四辆大卡车，估计是为逃跑的国民党大官们搬运东西的。这时候，大部分敌人救自己的行李去了。司机不在，剩下的那伙人吆喝着，“一、二、三——推！”想把车子推走。

　　过道里平时放着一张家属会见犯人时用的大木台。这时，我让人把它竖起来，用以挡住外面人的视线。

　　趁着外面混乱的当口，我让郭耘夫砸牢门。我指挥他合着外面推车的吆喝声，“一、二、三——砸！”

　　郭耘夫砸了半天，砸得铁锁直冒火星，就是砸不开。我上前一看，方法不对。因为直接去砸锁，它会乱跳，我让他改为砸牢门铁栓上的环。这下还挺管用，一砸铁环就掉下来了。

　　牢门砸开后，我拉着韩慧如、沈光旭、缪剑秋，跟在大伙后面，准备逃跑。门外有土围子、铁丝网，什么情况也不清楚。我便让第一拨人先出去探一下虚实。隔了一二分钟后，看看外面没有什么动静，再放第二拨人出去。等大家走得差不多了。我才说：“我们走吧。”

　　隐蔽四天后迎来了上海的解放

　　出门大概是黄渡路，有一条小铁路通往江湾。过了铁路就太平了，因为出了监狱的范围，越过敌人的视线了。

　　一出门，我们就横穿铁路往西走。对面的里弄人家，看见我们从监狱里逃出来，隔着铁门大声叫喊。我们这时哪管这些，只顾往前奔。奔了一百来米，迎面遇上一个老人，中等个子，穿着长袍，见到我们几个后，示意我们往另外一个方向跑。我们信了他的话。不料，他让我们走进了一条死胡同。

　　起初我还以为上他当了，再仔细一观察，胡同尽头是一堵一人高的矮花墙，翻过去便是人家的花园洋房。

　　缪剑秋高度近视，韩慧如伤还没好，我便先帮沈光旭翻过墙去，让她在里面接应，然后再连推带扛地帮韩慧如、缪剑秋翻过去。

　　我最后一个翻进墙去。只见花园里有三幢小洋房，人去楼空，门窗全无。我寻思这儿不是久留之地，便带大家继续前行。

　　出门是河州路。一路上我们往前走，国民党的军队和我们相对而行往后赶。他们问：“干什么的？”我们说：“逃难的。”路旁有人说：“监狱里有人逃出来啦。”国民党兵看我们穿戴挺整齐，有男有女的，倒没起疑心。

　　说来也巧，走了没多远，遇上了沈家楼总校的农民沈长根。他一见我就说：“老富啊，你们的人全在四川路育才学校。”他告诉了我具体地点。这时，我可以直接去育才，这样就安全了。可转念一想，万一有人跟踪，尾随我们而去，岂不是把敌人引到家里，给组织上带来麻烦？

　　长根这会儿已卖完菜，自行车上晃着两个空篮子，一个劲儿说：“育才的人全在那儿，我带你们去。”

　　我说：“这会儿我不能去。你去告诉大家，说富华已经出来了。”于是，我们一行五人继续往前赶路。

　　怎么有五个人呢？前面没有交待，与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个姓朱的同志，是黄岩游击队的。这时候，苏州河上还在打仗，我们去哪儿呢？朱同志说：“你们跟我走，我有个朋友，就在河州路，很可靠的。”

　　于是，我们跟着他来到河州路上的一个弄堂里。这家人住在过街楼上。他把楼上的房子让给我们，自己住到楼下去了。

　　我们在河州路这户人家住了四天。我把三个大头给了房东，让他管我们的饭。因为外面的情况不清楚，不能随便下去。

　　这户人家有个无线收音机。5月27日早上，我们听到新闻，说什么国民党上海警察局投降了，还有哪些个地方解放了。后来才知道，当时是我们的人占领了敌人的广播电台，是上海解放后我们播出的第一条新闻，播音员是陈奇。

　　听到广播后，我们从窗户往下看去，马路上出现了一些穿黑衣服的人，我一看便知是解放军的先头部队，或者是侦察部队。于是，我们就敢下楼活动了。

　　我们一行五人，走过河南路桥。这时，路边、桥上还有尸体，战斗刚结束，没来得及收尸。

　　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是福煦路（今延安中路）正泰橡胶厂办事处。

　　到了厂里，接待我们的人一见面就说：“你就是富华啊？”他抚摸着我的脑袋说：“老板为你们的事可急坏了，花钱都没把你们保出来，你们是怎么出来的？”

　　杨少振为营救我们花了不少钱，虽然没能救出我们，但争取到了刀下留人。后来，杨少振在回忆录里写到，他与余法官商量时，余法官答应先放出两个人，但富华的案子比较难办。杨少振让他要放一起放，余法官说富华的案子他实在没有办法，杨少振就让他拖着。杨少振给了余法官金条、手表，还帮他买了三张飞机票，准备让他逃走的。

　　厂里负责接待我们的人为我们准备了衣物，安排我们洗澡、理发。沈光旭这时去了她姐姐家。

　　没过多久，杨少振来了。他到后安排的第一件事是让人给缪剑秋买眼镜，接着让人给他家里发电报。这一天，杨少振还和我们三个人一起合影留念，可惜现在找不到照片了。

　　那天晚上，杨少振招待我们吃饭，又安排车辆送我到周家桥二姐那儿。

　　见到二姐，我二姐高兴啊。那时，我爸爸住在常德路的一所小学里，我去的时候，我妈都饿晕了。唉，那时候我们地下党员没钱养家糊口啊。

　　我在二姐那儿休息了三天。6月1日，我正式回大场向党组织报到。至此，我终于回到了党的怀抱。记得我在狱中写过这样一首诗：“蒋匪天下乱如麻，飞行吊打何可怕。大好头颅向天抛，血中开出自由花。”这首诗可以表达我当时激动的心情。

　　(摘自《上海滩》2012年第11期、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