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要说出这位诗人的名字，大概现在没有几个人会知道他是何人。但是，我要说出他的三部长诗《美丽的杜甫川淌过的山谷》、《黄河西岸的鹰形地带》、《西北黄土高原变成金的日子》，我相信总会有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尤其是文艺界的同仁，不但知道他而且读过这几部长诗。这些诗的题目带给人们多少美妙的境界！

　　这位诗人叫侯唯动。他的三部长诗出版时我刚10岁出头，知道他的名字是我上了初中以后，从语文老师袁韧处看到了《美丽的杜甫川淌过的山谷》，随后我又从图书馆借来了他的另外两部长诗。一个在黄土高原的山沟里长大，只念过小学没进过中学大门的人，创作出了如此厚重的作品，我太羡慕他了！这种羡慕唤醒了我的梦想，　那时，我想当作家。一个人在自己还没有作为之前，所要做的就是向有作为的人学习。

　　侯唯动出生于1917年，陕西扶风人。在1938年他22岁时步行800余里，冲破敌人重重封锁，跋涉到了延安。先在柯仲平、马健翎领导的民众剧团创作组工作，他踏遍了陕甘宁边区23个县的山山水水，那是抗日民主的模范根据地，他“像一个海绵，不停地吸收营养，为今后的创作素材努力作‘原始的积蓄’”。之后，他进“鲁艺”学习。他的三部长诗都创作于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桥儿沟，分别写了三边人民驮盐的旅途生活、关中农民保卫边区的武装斗争和延安大生产运动的新气象。胡风这样评价侯唯动的代表作《斗争，就有胜利》：“这是生死与共的带血的歌声，但却是响彻山河的雄壮歌声。”正是这首诗被冼星海谱为歌曲，当时在武汉等抗日后方演唱。

　　由于历史的误会，侯唯动被莫须有地打成右派分子，经历了24年的牢狱折磨。“四人帮”被粉碎，“文革”画上了句号，他才像出土文物一样重见天日。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仰慕已久的诗人是八十年代末，他回到北京还没有正式单位，暂时栖身人民日报社招待所一间窄小的房间。后来在贺敬之等老同志的关怀下他才得以落实政策，在北三环中国文联宿舍有了住所。老人孤身一人，过着清贫生活，上顿下顿都吃家乡的臊子面，蒸馍蘸辣椒。我们的来往从这时开始很频繁，差不多每隔十天半月都会见面。令我十分敬佩的是，已经八十高龄且一身磨难留下隐痛的他，依然激情不减地进行创作，写了一批歌颂火热改革开放年代的短诗，还修改、创作了两万行长诗《日月赶不上给工人拾鞋带》。他恳切希望我们这些扶风籍作家，要多关注现实，真正深入到生活中去，创作出无愧于这个大好时代的作品。他用很通俗的比喻给我们讲了作家积累生活的重要性：“我们终南山麓，农历十月，是雪花飘飘了，却有桃树吐艳花，苹果绽新蕊，腊月鲜桃香，四九苹果脆。一个诗人，若是一篇诗轰动以后，鸦雀无声了，那就是因为根基浅薄；一个作家，一部长篇惊人过后，江郎才尽，那也是因为曾经奋斗的生活写空了。要看后劲。”

　　其间，侯老读了我创作的几部长篇报告文学，每读一本都要给我写信，既有鼓励更多的是期望。他对写首钢的那篇颇有兴趣，在1994年7月18日的来信中写道：“你深入生活，与首钢工作者同命运共呼吸，才能创作出来。常言道：‘作家一次呼吸便是时代的一次脉搏’。我读来亲切。”在1995年7月30日的信中，他用了一个比喻，启发我们不但要深入生活，还要认识生活，凝练生活：“蛇，要长大，就要不住地脱壳；螃蟹要长个头大，也要不断地脱壳。一个作家，不断地要走上坡路，不能停留在原地踏步。”

　　如今，侯老已经离开我们7年了，但他的教诲仍然响在我的耳畔。记得那是一个周日的午后，他拿出“延安三部曲”三部长诗对我说：“把它交给你吧，我已经没有多长时间了！这很可能是海内外的孤本，今后如果有人要读它，我在天之灵就让他们来找你借阅。”老人说这番话时语音异常沉重，还哽咽了几下。我眼里涌出了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