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费立鹏首次来到中国，之前他刚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并在新西兰奥克兰大学附属医院当住院医生。三周的旅行让他对中国十分着迷，便立志要为中国人做点独特的贡献。很快，他申请来华留学两年，先是在北京学汉语，然后想进一所公共卫生学校，未能如愿。归国后，费立鹏去了美国华盛顿大学做精神科住院医生，并获得流行病学和人类学两个硕士学位。

　　1985年，作为访问学者的费立鹏终于又回到中国。这次他把妻子也带来了，一住就是27年。先在湖北医科大学任教，后受聘于北京回龙观医院，其间在中国展开大规模的自杀问题调查以及针对特定人群的精神障碍研究。他是如何与形形色色的中国患者交流的?费立鹏坦言:“我没有语言天赋，母语是英语，读书的地方是加拿大法语区，法语成绩平平。”来到中国后，他要求自己必须过语言关，能和中国人煲“电话粥”。

　　从逼自己用中文讲课授课开始，费立鹏上语言学校、抱着汉语字典“生啃”、搞调查研究“硬着头皮”听各地方言……前前后后用了10年时间，费立鹏感觉“自我达标”了。在与想自杀的人电话沟通中，他终于可以用未必标准、却能让人听懂的中国话聊好久，“你站在那个窗口，很冷吗?”“如果冷，就下来坐低一点，我们继续谈好吗?”“你现在感觉真的不好吗?出现什么问题了?能说一说吗?”……

　　语言不再是障碍，可面对一个外国人，中国精神疾病患者或其家属乐意“唠家常”，说“知心话”吗?费立鹏认为自己在这方面有一些天才，可以很容易让人放松讲心里话，并赢得对方信任。“许多精神疾病患者会认为，一个外国精神科医生与其生活相去甚远，沟通起来更简单轻松，更无所顾忌，也更容易吐露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