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学生军训，都是大专院校一年级新生入学时开始，大概共四个星期，学生住在本来分配住宿的宿舍。凡此种种，都和从前完全不相同也。

　　一九三七年夏天，在国内西安事变早已和平解决，被关押在苏州监狱中的七君子，由于全国民众认为救国无罪，国民党也被迫只得释放了。

　　而在华北，日寇得寸进尺，在冀东扶植了殷汝耕的伪政权。宋哲元、秦德纯等人在北平则苦于和日寇周旋，这局面形成了大战一触即发之势。

　　当局提出学生军训，无论学校师生以及家长无不热烈响应号召，即使身体单薄、瘦小的学生，没有一个学生请假或逃学的。

　　按规定军训时间有两个月，全部集中在一个大军营进行，场面十分壮观。高中一年级的下学期提前一个月结束，从六月一日起，全上海的高中一年级学生都集中到市郊华漕镇开始军训，事实上五月三十一日就要到华漕镇的军训总队部报到了。

　　我当时在威海路重庆南路一所学校读高一，当然参加了军训。那次军训十分严格，和入伍的新兵没有任何区别。每天在烈日之下出操行军，几乎着的军衣一天要被汗水浸透两三次之多，可是也坚持下来了。

　　这一大群营房都是新造起来的，比较简陋，却也牢固，风和雨都不会飘过来，所以大家睡眠都不错，生病的人极少极少。

　　我们在郊野行军的时候也比较多，速度抓得紧，所以经常脚底心起泡，起初感到痛，痛也得行军，这泡就变成老茧了。整个训练抓得十分紧，到七月初，我们都开始了实弹射击，我们患近视眼的比较吃亏，要瞄准比一般人都要增加几分难度。

　　行军的路线并不固定，但是紫堤镇、龙华、梅陇等地都到过不止一次。看到成片绿得耀眼的原野，虽然辛苦疲劳，心情却很愉快。美中不足的是露天的大粪坑太多，猪棚也多，有时阵阵臭气难闻，又不能掩鼻子，只好听之任之了。

　　无论行军或出操，都是以中队为单位进行，一个中队之下，各管三个区队。一个区队大致相当于军队的一个排，下面再分管三个班。每个区队大概三十九至四十个人。

　　我身高一米六十一，最矮，排在队伍的末一个，一般情况之下，跟着走就是，每逢“向后转，起步走”时，我稍不注意，或者动作太慢，便会受到严厉的批判或处罚。

　　这个大军营的总队长，亦即总教官是王敬玖，国民党王牌八十七师师长，他和三十六师师长宋希濂都是蒋介石的亲信，视之为左右手的。可见蒋介石对那次集中军训也是十分重视的。

　　我只记得政治总教官名陶百川，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里仅次于潘公展的大官，也是出名的笔杆子，军训期间，他上了好多次讲“三民主义”的大课。我的大队长名李骧骐，中队长的姓名已忘记。区队长姓夏，动作十分粗暴，差不多天天都要打人，我也被打过几次。此人年纪已四十六七岁，脸孔狭长而焦黄，在背后，有人称他为棺材板。另一位区队长梁鑑秋，年纪轻，人也极和气。可惜不是我们第三区队的，而是第二区队的。这也是各人碰运气吧！

　　这次集中军训的确受到各方面的重视，身为“行政院长”的汪精卫来“训话”，一口广东腔的普通话流利异常。他口才极好，还说办外交要圆滑善变，有时退一步也是一种策略。这些话实际是他后来做汉奸的不自觉的内心流露，不过，当时我们听的人没有发现，只是觉得他说的也有些道理。

　　另一个高官来演讲的是上海市警备司令杨虎，他是读的稿子，把“一页”读成“一贝”，大家都不敢笑出声来。

　　七月七日，卢沟桥抗战的第一枪打响以后，我们这一座大军营里人人都斗志昂扬，要求上前线去。八日召开大会，说我们将近八九千人驻扎在这里，万一日本飞机扔下炸弹，后果不堪设想。因此，提前于七月十日结束。至于上前线抗日，将来有的是机会，现在先放暑假回家，做一些后援会、服务团等方面的工作，也是需要的。

　　事隔七十八年，当时和我在同一区队受训的学员，姓名我只记得邵泉森、丁德辜两个人，其他的人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那座大的军营，就在八一三战役时被全部摧毁，早已无影无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