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予少操刀好篆刻

　　咸丰三年癸丑（1853），吴昌硕10岁了，他结束了在“溪南静室”家塾的学习，父亲把他送至邻村的私塾继续读书。这家私塾有一定的规模，教学也比较规范，因而在当地乡间颇得人们的推崇。只是私塾离鄣吴村较远，往返有十多里路，而且这里本来就是山区，岭高峰险，道路崎岖。尤其是下雨刮风，更是相当艰辛。但身体单薄、个子也显得矮小的吴昌硕却从未缺课。从春雨秋霜到冬雪夏暑，在那条逶迤起伏的山道上，一个小小读书郎的身影成了一道穿越四季的风景。

　　在《西泠印社记》中，吴昌硕曾深情地缅怀道：“予少好篆刻，自少至老与印不一日离。”他与印结下终身之缘，应当讲是受到父亲吴辛甲的影响与鼓励。吴辛甲虽然获得了科举功名，但他无意于仕途官场，却寄意于诗词，尤喜好铁笔之功的金石篆刻，这也许是当时金石学兴盛的社会背景使然。而浙江又是中国篆刻的重镇，杭州的西泠印派更是大师名家辈出。因而在当时文人间的社会风气是“人人篆籀、个个操刀。”吴辛甲每当操刀刻印时，年幼的吴昌硕总是在一旁颇有兴趣地观看。但篆刻需要一定的文化根基及相应的体力、腕力支撑，因而待吴昌硕长到14岁时，吴辛甲才正式教其篆印操刀。

　　篆刻之艺，先篆后刻。吴昌硕先是将父亲写好的印稿描摹到印上，然后再操刀刻石。当他第一次将刻好的印章“吴俊卿”钤盖在纸上后，望着鲜若桃花的印花，他颇有成就感，还拿给老祖母去看，高兴而自豪地说：“我也有自己的图章了。”为了提高印艺，他还在父亲的指导下，临刻当时印坛上影响最大的二大流派印，如浙派领军丁敬、蒋仁、黄易等，皖派的邓石如、吴熙载等。当时他在私塾中就读，书箧里常带着印石与刻刀，稍有闲暇，就埋头奏刀，他用的刻刀是用大铁钉改磨而成，印章石则大部分就地取材，从溪边河滩的石头中挑选，有时兴趣上来时，则在旧砖破瓦上操刀，从而练就了他过人的腕力与指力。吴昌硕篆刻日后的雄浑老辣、酣畅刚健从中可见最初的端倪。而父亲给他仅有的二三方石章，经他反复刻磨后，已成了石片。正因为他对篆刻，痴迷有加，开始影响到了学业。在科举唯上、功名推崇的时代，读书取仕毕竟是大道，私塾的先生见他不如初上私塾时那么认真，甚至有些懈怠功课，就对他进行批评责备，不该主次不分，甚至禁止他带石带刀来私塾。但是他在家中，依然乐此不疲地篆印走刀，开明的父亲也支持他继续攻习印艺，从而深深地奠定了他诸艺之首——印学的根基。

　　吴昌硕为篆刻是付出了血的代价。14岁那年年底，因刻印时间太长，再加上天气已冷，手僵眼倦，不慎将刀滑出印面切入左手无名指，顿时血流不止，指甲也脱落了。由于山村无医无药，至使无名指烂去了半截。后来，吴昌硕每当谈及早年学印之事，都要举起秃指，以示自己学印致残的艰苦经历。虽其如此，他还带伤刻印，更加用功努力。

　　历史地看，篆刻家在更高层次上又称金石家，因篆刻所用的文字大都是青铜、钟鼎、彝器、石刻、碑碣等，故明代印学家朱简在《印经》中指出：“碑鼓所遗，鼎彝所识，惟金石是则。爰契以蕃，分隶代兴，惟金石是证，作渊源。”即金石资源成为篆刻最初的文字资源及雕刻技艺。所以，金石成为篆刻的别称或雅称，尔后在发展历程中又由审美演变及理念进化为一种金石精神，即内蕴着无坚不摧、坚忍不拔、砥砺意志的指向。最著名的就是《荀子·劝学》中的“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金石与锲刻构成了天人合一、物我相应，从而打造了中国特有的民族精神的一种范式：金石精神。

　　在吴昌硕的诸艺中，恰恰是以金石为发端，尔后在他一生漫长的从艺生涯中，他始终高扬起金石精神的大旗，由此铸造了自己那种坚韧的性格、奋进的意识和高迈的信念。这对于清末民初的艺坛，具有精神层面与艺术层面双重的引导意义，从而形成了那种雄浑郁勃、豪放刚健的艺术审美新走向。这在当时那种颓废萎靡、积弱积弊的社会背景中，无疑具有强烈的国民精神震撼作用和鲜明的民族情感振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