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始至终敬业
对于多数演员来讲,尤其是那些名气大的,一个晚上的戏,多数只唱一折,也就四五十分钟。即便“双出”(即前面唱一折,末尾唱一折),也不过一个多钟头。可他的演出,往往从头至尾,一开戏就上场了,一直到剧终才下场。他的戏是文武相间。时间越长,嗓子也是越唱越亮,故有“铁嗓钢喉”之称。
夏天演出,无论多热,他只是前后胸、腋下的衣服有些湿,脸上却无汗。等到演完了戏,卸了装,这一身汗才“哗”地下来。原来尚小云把汗都摄含在体内,什么时候松弛了,才叫它排出体外。否则,舞台形象能好看吗?
他还有个习惯,就是有演出时,不喝凉茶水,也不喝温的,而是喝滚烫的茶水。尚小云的嘴不怕烫。刚沏的茶,拿起来就喝,刚刚倒出来的开水,他能用来漱口。唱戏时,他的那把茶壶有专人管,任何人不许动。如果下场后喝的水不是滚烫的,尚老板就要发脾气了。
尚小云没什么特别的嗜好,只是爱喝好茶,还讲究吃。天福号的酱肘子、夏天的荷叶包子都是他所爱吃的。要论起一个菜怎么好吃,他绝对能给你说出个子午卯酉来。
尚小云广交朋友,因而他的饭局也特别多。他与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以及别的朋友每月总有两三次固定的聚会,各自出钱,也就是现在的AA制。他们的聚会可不只为吃喝。这些大演员、名艺人常在一起谈论琴棋书画,切磋技艺,传递消息。地点多在前门外的“泰丰楼”饭庄,有时也在珠市口的“丰泽园”饭庄、煤市街的“致美斋”饭庄。
内心的失落
1949年,尚小云参加了人民政府为艺人办的讲习班。讲习班结束后,尚家开会商量:旧式的“荣春社”不能办了,今后怎么办?决定成立北京市尚小云剧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尚家还要演戏。”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刚过,尚剧团便紧跟着排演新戏。其中的一出叫《洪宣娇》,说的是太平军的故事。为了这出戏,他自掏腰包,置办了全新的行头,要演出了,却迟迟没有得到批准。后来,戏还是演了,但没有取得成功。而真正让他感到不满的,还不是戏演得不好,而是自己内心的一种失落。好像自己不再是角儿了,什么事都不听取他的意见。极具个性的尚小云终于离开北京。这一去,就是三年。
1957年,陕西省戏曲学校成立,他受聘于陕西省戏曲学校,担任艺术总指导。当然,他仍是北京市尚剧团的团长。
1959年,刚到陕西不久的尚小云,把自己珍藏了大半辈子的字画、玉器共六十六件,无条件捐献给了陕西省博物馆。其中包括宋元画作、八大山人条幅、石涛册页、唐寅荷花、徐渭鹅图,还有倪元璐、董其昌、金圣叹、海瑞、史可法、杨继盛、戚继光、郑板桥、金农、黄慎、李觯以及齐白石等大家的稀世珍品。
苦难与真情
因尚小云的慷慨大义,在抗战以前,他就被推举为“北平梨园公会会长”(即伶人维护整个梨园公共利益的行会组织。凡组班邀角、穷苦艺人的生养死葬以及其他集体公益事项,都通过公会或由公会出面办理。会首一职推举由有声望的艺人担任。该组织从清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50年代初)。日寇侵占北京,梨园会划归由日本人主持的新民会管辖。“文革”来了,非但旧事重提,且上升为“罪行”。他是陕西大名人,凡是重要人物被斗,准拉上他去陪斗。每次批斗,四个大汉揪住他的四肢,往大卡车上一甩。到了会场,又被一脚从车上踹下……
尚小云一家人被扫地出门,挤在一间小屋,每月只有三十六元生活费。三只碗、六根筷子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后靠儿子尚长春每月接济一百元钱过活。这个昔日的四大名旦,每天一个人推着小车清理八栋楼的全部垃圾。挨斗时,造反派知道他功夫好,就让他站到三张垒起的桌子上,胸挂一张沉甸甸的大牌子。每次批斗会后,造反派给他三分钱。他一分钱买咸菜,两分钱换白糖兑开水喝。
在西安挨了斗,抄了家,他更是一心想回北京,却已是有家归不得。1974年,他来北京治眼疾。他先住在亲戚家,但那里是“样板团”宿舍,不许他住。幸亏有个已退职的同事吴素秋,她曾与尚小云合作唱戏,有师生情谊。把他和夫人接到自己的家里吃住,算是解了当下之急。
尚小云幼时认了个义母,是开回民饭馆“穆家寨”的东家。穆老太太拿手的是“炒疙瘩”。这也是年轻的尚小云最爱吃的。这时,穆老太太早没了。可她的女儿恰恰是马连贵夫人(马连良之弟媳)。穆家女知道尚小云好这一口,就拉他到自己家吃原汁原味的“炒疙瘩”,再添上几道菜,有回民的“炒掐菜”、“小锅烧牛肉”、“炸卷果”、“素鸡”、“炸油香”等。一张桌子,摆得琳琅满目。最甘美不过的,还是那份“炒疙瘩”。它让颠簸漂流的尚小云,顿生归家之感。他一边狼吞虎咽地吃,一边说:“我这十几年也没吃过这样的好饭菜了。”看到此景,一旁的梅兰芳夫人福芝芳笑着说:“留神点儿,可别吃得太撑啦!”
人生最后一步
1976年3月,尚小云因胃疼住院抢救,于4月19日去世。他的子女和一个跟他多年的秘书,护送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步。推车出了病房,送入太平间的路上,住院病人及其家属早已主动聚集在楼道两侧,他们为这个曾扬名四海的艺人送上一程。
1980年,尚小云平反昭雪,魂归故里,骨灰移入八宝山革命公墓。
摘自2014年7期《档案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