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世君
最近一段时间，深圳房价一路突飞猛进，随之而来的不仅有成交的放量，还有罕见的违约潮。房价短期暴涨，卖房人想卖个更高的价格，于是就反悔、违约。新闻上说，有人为了便于违约、避免风险，居然和妻子离婚，将房子登记在妻子名下，以阻碍房子过户。
类似的离婚案例其实一点都不稀奇，前几年各地出台楼市“限购令”时，以及有地方出台“出售自有住房征收20%个税”政策时，都曾出现过为房子而离婚的现象。为了房子和金钱，连婚姻都成了工具。
有人感慨契约的脆弱，有人痛斥道德的沦丧，有人指责政策的“怂恿”。就拿深圳的违约潮来说，有律师就说，司法机关对违约的处罚太轻，要是搁在英美法系中，会要求败诉的违约者承担高额的违约金、赔偿金，以及原告聘请律师的高额费用及诉讼费。笔者查阅新闻信息时也发现，类似事件一般是卖房人赔偿双倍定金了事，相比房价暴涨的利益，这点赔偿算不了什么。由此可以看出，违约的原因，除了人性趋利、契约精神欠缺之外，更有违约成本低这样的制度漏洞。
制度的“阴晴圆缺”，还真能影响道德的“悲欢离合”。再拿其他领域的失德失信现象来说，比如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等有毒食品问题，搁在有些国家，要是生产销售有毒食品被曝光查处，很可能面临几亿美元的惩罚性赔偿，一下子就可能倾家荡产。正因为这样的制度设计，厂商基本上不敢造假制毒，有效扼制了商家去碰触和践踏道德底线。制度设计越完善，越有可能抑制人的坏念头。
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中国历史上的问题，某种程度上在于向来以道德的自我约束来代替法治，代替制度。人都有趋利避害的特性，有时候靠道德自觉解决不了问题，只有科学的制度才可以。我听说一个简单的分苹果的例子：家里只剩一个苹果，小兄弟俩需要分着吃，有的家长将苹果一切两半，切得不匀时，还得苦口婆心教育哥哥，你大呢，让着弟弟点，让弟弟先挑吧，哥哥心里面还不一定乐意。如果采取另一种方式——刀子一递，你们哥俩自己切，谁切都行，但规则是谁切的谁后挑——这么一来就会分得很匀，哥俩都不会闹意见，不存在道德困境。毕竟，没多少孩子能像孔融那样有“让梨”的道德境界，与其靠个人的道德自觉，不如靠科学的制度设计。
说心里话，一些道德滑坡现象，有时候本可经过制度设计、政策安排来避免。这不是说失德失信这种事怪不得个人，而是说，对“骨骼脆弱”的道德，有时真的需要制度来“补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