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药科大学教授顾建国,福岛会津大学教授程子学,同为日本华人教授会成员。震后一年,他们的生活早已恢复平静。改变,在潜移默化中发生。身为学术研究者,他们对防灾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全家人的防灾意识明显提高
两天前,顾建国在台湾一个机场候机时,被一件当地特色食品吸引,毫不犹豫地买了两大包,带回仙台。“其实那只是普通的香蕉干,但我看到第一眼,就觉得实用——体积小,热量较高,口感也不错,保质时间较长,可以买回去,放在家里的‘应急角’备用。”
如果没有亲身经历去年的东日本大地震,他不会对香蕉干感兴趣,家里也不会多了一块“应急角”。屋内一角,物品堆放得略显凌乱,但都是必需品,关键时刻可以用来救命——饮用水和干粮是主角,足够家里所有人使用3至5天,“不需要准备太多,一来储存不方便,二来,如果真的遇到灾难,三五天后,救援人员也应该赶到了。”此外,他家还常备有蜡烛、毛毯、应急厕所、带有手摇发电功能的收音机。
应急储备的好习惯,顾建国已经坚持了整整一年。6年前,他调到仙台药科大学研究生物化学,“刚来时就听说仙台经常地震。”但他真正感受到天灾的威力,还是去年3月11日。“连续震了3分钟,好在学校和家的防震性能好,碗没碎,书架没倒,家人都平安无事。”但从那天以后,顾建国全家的防灾意识明显提高。
“所幸到目前为止,应急角还从来没发挥过作用,唯一的负作用是,浪费了不少粮食。”顾建国解释,应急食品和饮用水必须定期更换,“有时候明知快过期,但因为有些干粮口感不佳,还是没法吃完。”
顾建国介绍,他所在的仙台药科大学,并不属于日本政府指定的避难所,无需准备应急物资。但地震后,校方也行动起来,建起了应急物资储备库。
辐射值这么低没什么好测的
常备应急物资,主要用来应对地震后的避难期。与地震本身相比,去年引起更大恐慌的,是核电站事故引发的核辐射。
因工作关系,顾建国了解核辐射的基本原理。“放射性同位素在医疗上有着广泛应用,东北药科大学也有相关实验室。”他介绍,其实人类一直生活在辐射环境里,宇宙空间每时每刻都在向地球释放伽玛射线,地球上的土壤也在随时向环境中释放放射性物质,甚至人体本身也是辐射源,随时释放着微量放射性物质。接受X光检查或坐飞机时,都会受到微量的核辐射。
去年三四月间,核电站事故在日本许多城市都掀起了轩然大波,几乎人人“谈核色变”。“我们学校的测量工作从未间断,学校官方网站上可以实时查询核辐射数值。”顾建国说,“同位素实验室备有精密的测量仪器,许多老师不放心,经常去借设备。”
顾建国找出一份学校年度核辐射数值走势图,上面显示,震前的平均数为0.04微希弗/小时,去年3月20日达到最高值0.25,过了4月,抛物线明显下降,始终没有超过0.1。
他拿着测量仪,走到校园空旷处,举起测量时,屏幕显示仅0.02微希弗/小时,弯下腰,数值提高到0.05至0.06。“放射性元素比较重,会往低处沉淀,草丛或土地上残留相对较多。”顾建国解释,“中国很多城市每小时辐射量在0.08至0.1微希弗,比现在的仙台高,都属于正常范围,远低于国家标准。”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顾建国身边关心核辐射数值的人越来越少。“今年以来,很少有人再去借测量仪,大家都觉得,辐射值这么低,没什么好测的。”
去年打退堂鼓今年竞聘激烈
顾建国感受到的改变,不只发生在仙台,福岛会津大学计算机系教授程子学的体会更深。他的学校位于福岛县会津若松市,离福岛第一核电站约125公里。震后第二天,核电站发生事故,将“福岛”两个字推上风口浪尖。
“考虑到距离、地形和风向等因素,会津地区受辐射影响并不大,去年辐射值最高时约0.3微希弗/小时。”程子学回忆说,“但起初我和身边许多人一样,都有些心理阴影,脑子里每天都想着核辐射。”去年4月初开学,受地震与核危机冲击,多名学生和教师在已签约的情况下,没到学校报名。
“随着核辐射数据日趋稳定在低值,大家测量的次数也越来越少,恐惧感普遍降低。”程子学介绍,去年五六月份,一些暂时离开的师生纷纷回归。到了10月,会津大学公开招聘3个教师岗位,世界各地六七十人踊跃应征,竞聘激烈。
顾建国和程子学同属日本华人教授会。这个在日华人教授和学者自发成立的组织,已有近10年历史,旨在加强学术交流,增进中日了解。去年3月20日,地震发生后不到10天,日本华人教授会就发出公开信,呼吁所有在日华人华侨和留学生声援日本,立即行动起来,积极投入抗震救灾和各种募捐志愿活动。
去年,程子学还加入了新成立的福岛华侨华人总会,“福岛县地处山区,华侨分散定居,平日来往较少,在大地震前并无华侨组织。”他介绍,经过核危机而紧急撤侨行动后,一个基本的华侨自助网络已经形成。筹备7个多月后,福岛华侨华人总会于去年11月6日成立。“大家迫切需要团结起来,相互扶持。华侨华人总会在大灾大难中应运而生,将为福岛复兴扮演重要的推动和桥梁作用。”
(本报仙台今日电)
【焦点关注】
如何用技术应对灾害?
年轻时,程子学曾在仙台东北大学留学,地震后,他重返仙台,走访海啸重灾区女川町。“电车从中间折断,海鸥独立渔船,大楼只残留骨架,4楼窗户扎着自行车,漫天尘埃,鱼的残骸四处散落,各种异味混杂在空气中,瓦砾,废墟,瓦砾,废墟……”他如此描述自己看到的情景。
“眼中的悲惨,语言难以形容,内心被深深刺痛。”痛定思痛,程子学联想到了自己所学的计算机专业。“到现在为止,应对灾害的多项研究已开始,其中也有以地震为假设对象,研究在房屋倒塌时,如何用微弱的无线电波来探测生命迹象以及搜索幸存者。然而,在发生海啸的时候,这些研究都没法派上用场。”
程子学指出,日本被称为“机器人研究大国”。在2010年中国上海世界博览会上,日本开发的机器人能弹奏小提琴,让全世界着迷。“但是,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事故后,却没有出现能立刻投入使用的机器人。”他感受到了一名研究者的无力,“科学研究对现实问题有欠考虑。这次地震也给了我们研究者一个反思的机会:如何更好地用技术去应对灾害?”
对于重建女川町,他也有自己的思考。将来建立新城镇时,可以考虑明确划分地区,海拔高处修建住宅,中等高的地区发展商业,海拔低的地区发展渔业。这样如果发生意外,可能会失去工作,但不会造成大面积伤亡。“到那时,避难场所、避难路径导引、如何发出警报等课题都有待解决。”程子学说,“日本华人教授会将向更多中国人介绍,女川町如何直面灾害,从零开始,重建家园,希望可以得到更多关心和支援。”
【重访日记】 重建,才刚刚开始
2012年3月13日 星期二
阴晴不定 雨雪交加
仙台今天凌晨下起鹅毛大雪,积了十多厘米厚,上午便融化,又下起大雨和冰雹,到了中午,突然阳光灿烂。
就像这捉摸不定的天气,灾区重建同样存在一些不确定因素。日本政府面临清理残骸、重建城市、恢复经济和保障民生等多项艰难任务。
1995年,里氏7.2级的阪神大地震后,清污作业用了整整3年。东日本大地震的受灾面积和惨烈程度高出阪神地震多个量级。照此速度,清除所有废墟要花费多久,谁也不知道。
截至2月23日,34万余东日本大地震灾民仍在异乡避难,是阪神大地震约2万避难者的17倍。数以万计的日本人因灾失业,今年底之前,他们的失业保险金将陆续到期,届时可能达到失业人数峰值。很多人将因为找不到工作而被迫转移到其他地区。地震灾民们即将面对更严峻的现实。
2000年1月,阪神大地震最后一个灾民离开临时安置房。经过长达5年的异乡生活,所有避难者终于重返家园。但这一次,日本政府面前的难题是重大核事故,平息后续影响,前路漫漫。
重建,才刚刚开始。正如宫城县东京事务所副所长山内伸介所言,这次受灾非常严重,前所未有,灾后重建不可能在一两年内完成,我们设计的是10年。
曹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