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照、马家辉、胡洪侠三位60后作家，分别出生在台湾、香港、大陆，这三个同龄人日前联袂完成了一本通过回忆相互对照的书，同题目下的一个个故事，串起历史，反映了他们这代人成长的三个社会。两岸三地，同祖同根，同中有不同，读来不但有趣，也让人生发出很多思考。

　　摘自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对照记》一书

　　那个母亲节的前一天

　　当年大学入学联考，固定在七月一日、二日两天举行。母亲节是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很容易算的，距离联考不到两个月，只有五十天左右。

　　十八岁那年，母亲节前一天，星期六的早上还到学校去，已经没有老师上课了，该上的早就上完了，通常老师来了就发考卷，同学可以选择做考卷，也可以选择自己念书。

　　中午放学走出校门，上次模拟考的成绩还贴在布告栏，忍不住再瞄了一眼，依照模拟考的排名，如果现在就考试，我应该可以顺利考上第一志愿吧！多么希望今天就考试，今天就可以解脱被联考压得喘不过气的压力。在这种心情下回家，很难让自己马上钉坐在书桌前，继续读那些已经读破读烂了的高中课本。

　　晃着晃着，看见妈妈要出门了，顺口问：“你要去哪？”

　　妈妈要去巷口买水果，也就顺口问：“要跟我去吗？”我其实已经很久没跟妈妈一起出门上街了，但想想出去晃晃，似乎比在家里晃稍好一些，就去找鞋穿了。到了水果摊，老板一眼看到我身上穿的制服，注意到上面绣着代表三年级的三条杠。“啊，三年级了，快考试了？”我客气地点点头。老板又说：“建中的，没问题啦，一定上台大。”我赶忙摇摇头回答：“没有那种事！”然后，老板问：“那是准备要当医生，还是要念电机？”

　　那个年代，联考分成甲乙丙丁四组，甲组是理工科，排名最高的是台大电机系；丙组是医农科，排名最高的是台大医学系。一般“正常”的男生，都选择念甲组或丙组，所以会有水果摊老板这无心一问。但偏偏我不是个“正常”的高中男生。我属于我们学校大概只占百分之四的少数异类，选的是乙组文科，而且填的第一志愿还不是更有前途更好看的外文系，而是历史系。

　　水果摊老板突然一问，我正准备回答：“喔，我念的是文组班……”话还没出口，一直低头挑拣芭乐的妈妈猛地先说话了，她抬起头来，夸张地摆着手，对老板说：“啊，还没有决定啦！”我吓了一大跳，而且发现：显然妈妈也吓了一大跳。我们两人都一时不知该如何应对妈妈口中直觉跳出来的谎话，从买完水果到走回家，两个人一句话都没有说。

　　回到房间里，我情绪激动，因为理不清自己为什么激动而更加混乱激动。坐在床沿，我强迫自己整理。至少十分钟过去，勉强整理出第一条：原来妈妈觉得我选择念文科，是件见不得人、丢脸的事。可是在过程中，从我高三要转文组班，到我跟她领联考报名费，她从来没有表现过一次反对，一次都没有。爸爸有过意见，但也只有简单的一项：“尽量不要去念政治”，如此而已。对父母那辈的台湾人来说，政治还是个会惹祸、危险的行业。

　　我竟然从来不知道妈妈反对我念文科！不，我不知道的事还多着呢！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想过，妈妈身上可能承担的压力。我自己刻意不在乎社会上将一个念文科的男生视为“怪物”的眼光，觉得抗拒这种眼光才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标，但我从来没有想过，原来妈妈也要应对别人认为她养出了一个“怪物小孩”的眼光。

　　做一个怪物，是我自己的选择，却不是妈妈的选择。在那脱口而出的谎言中，我明白了：妈妈何尝不希望我“正常”些，别那么“怪物”呢！

　　理解了这件事，一度让我愤怒，原来妈妈也跟别人一样想！不过愤怒只维持了几秒钟，继之而起的是深沉的哀凉，我早该明白，只是我一直在逃避，妈妈本来就没有道理真正体会我在想什么我在干嘛，并且记起了赫曼赫塞小说《彷徨少年时》里的那声疑惑呐喊：“我不过只是想要过自己的生活，为什么会如此困难？”

　　再继而，我的眼眶红了，因为意识到：多大的包容，才让妈妈没有像其他同学的父母一样，规定我一定要走他们想好的路，禁止我去追求他们无法了解的东西，还愿意因此承受压力，不将压力转嫁给我？

　　这是我不会忘掉的母亲节，或者该准确点说：母亲节的前一天。

　　▲ 父亲·日语 

　　十五岁，我开始跟父亲学日语，用的是台北开封街老书店鸿儒堂卖的课本，很明显颇有历史的课本，说不定还是战前就编的了，保留了大量汉字，反正汉字好认，用这种课本学起来进度快有成就感。 

　　上大学时，我已经跟父亲学了三年日语，有一天，在台大文学院图书馆书库里闲绕，看到架子上有一套精美华丽的《川端康成全集》，拿下来一翻，心神为之荡漾——怎么会有这么美，却又这么艰难的日文？《雪国》开头的一页，我用尽脑筋顶多看懂三分之一，可是光是这样，文字间就传来扑面难挡的诱惑，挑逗身上感官极度不安。我决心更认真学好日文，到可以阅读川端康成的程度。那几天，人生没有比这个决心重要的事了，甚至重读《论语》时遇见“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句话，都觉得有了新的理解和感应——有一天，让我能够彻底领会川端《雪国》里文字所要传达的美，我就能无憾地闭眼死去吧！ 

　　我去听了历史系学长们上的日文课，却发现“日文一”、“日文二”的课堂教的，没有一样我没学过的。那个时代，台大还没有日文系，辗转听来，有一位嫁了台湾人的日本老师开在法学院的日文，是全校最难的。据说一个学期进度，就等于别人两年。川端康成的魅惑引我搭上0南公车从校本部去到法学院，摸索找到日本老师的课堂，老天，这个老师用的课本，竟然和爸爸选的一模一样！ 

　　我在法学院上了两年日文课，那两年耗在法学院图书馆的时间，比在校本部全部时间加起来可能都多。一度，我也想在除了日文之外，找些法学院的课上上，公布栏上贴了一大片的课程表中，选了两门最吸引我的课，一门是“法哲学概论”，一门是“罗马法”。我兴冲冲地记了时间，兴冲冲去了课堂上，却以为自己跑错教室了。“法哲学”课堂上，除了我只坐了三个人，老师来了，看到我们竟然露出微笑说：“今年人比较多。”然后老师要我们自我介绍，听到我说我不是法研所学生，想要来旁听，老师脸拉了下来，悻悻地说：“你不能选课？可是课至少要三个人选才能开啊！”后来，“法哲学”没开成。“罗马法”呢？更惨，第一堂课连我来了两个人，从头到尾，老师都没出现。噢，有一个大概是助教的人，上课钟响五分钟后在教室门口晃了一下，看只有我们两人，他连门都懒得进，直接就宣布：“这课不开了！” 

　　这两门没上到的课，却比很多修了上了也得了分数的课，对我影响更深。让我确切理解到自己真是个怪人，我有兴趣的东西，大概在这个社会就没什么机会得到热门注意。一直到今天，我都习惯带点歉疚地跟从事出版的朋友说：“啊，你们出的这本书我太喜欢了……不过，恐怕不太好卖吧？” 

　　在法学院，只能乖乖上日文。日本老师的课真的很拼，第一学期期末考，别班大概还在考五十音怎么认怎么写，我们班已经都考问答题。我印象深刻，最后一大题，给了图像显示天气状态与温度，然后要求写出一段青森县天气预报的广播稿！

　　别人叫苦连天，我却庆幸感觉自己离川端康成越来越近。日本老师自己说话极细致极好听，平常她也不太在意我们日语的发音。上到第二年，有一天，或许是要奖励我的日文程度吧，老师突然要我起来念新要教的课文，我也没多想，捧着书就念了。文章蛮长的，一边念一边就发现老师怎么怪怪的，身体开始不自主地微微扭曲，到我念完文章，老师终于忍不住爆出笑声来。想想，那么端庄淑丽的日本老师吃吃地笑起来！大家都很惊讶，也都不知道老师笑什么。

　　老师好不容易停了笑，红着脸尴尬地解释：造成她失礼的原因，是我发出的日语。明明是一个二十岁的男生，为什么口中的日语听来像是五十岁的欧里桑，而且还有浓厚的乡下九州腔！ 

　　讲战前九州腔的五十岁欧里桑，那是父亲。透过日语，父亲灵魂的一部分，我最陌生的他的日据时期成长经验，竟然附体在我身上，那一刻，我的年轻身体和父亲的老灵魂不意交错交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