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窘的潇洒：民国文人的日常生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主要关注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日常生活，透过他们在私人日记、书信和回忆录等中的记述，揭露其在历史变换中的真实心理状况，研究其人际交往、经济生活、师承关系、思想轨迹等情况，展现他们的痛苦与欢乐、喜悦与悲伤。借由对文人日常生活的个案解读，作者也尝试为读者提供一个理解20世纪中国文化史的全新视角。

　　占卜与算命 民国文人生活中的小浪花

　　作为曾留学哈佛的大学者，吴宓和陈寅恪自然不迷信，但颇为有趣的是他们却对占卜一事很感兴趣，并且还很相信自己的占卜水平。

　　早在1910年，吴宓即将离开陕西老家赴京参加清华留美学校的入学考试，动身前他卜得一卦，得卦语云：“海波两头高，飞蓬驾六鳌，居中能驭使，何怕涉风涛？”当时的吴宓因年幼不能懂得此卦语的深意。直到1919年他来美国已经两年有余，亲眼目睹西方社会的发展现状和文化特征以及中国留学生的种种表现，才对卦语有了豁然开朗之感，意识到此卦的要点应当是“居中”二字，也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而且西方古典文化也是追求这样的处世态度，如古希腊三哲（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中、和为教，也即西儒所谓的“在两极端之中点，即为善，而在其极端，则为恶”。又西人有以骑马为喻，只有居正中才不致掉下马来，才能驭马飞驰。吴宓为此感叹地在其日记中写道：“今天下逃墨则归于杨，逃杨则归于墨，各趋极端；求能权衡得当，立身正己，因应咸宜，实难之又难之事。”看来吴宓并非是出于迷信而解释此卦，而是把它与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对人类未来命运的担忧结合起来，把它与自己的处世态度结合起来考虑的。而且吴宓还以自己儿时见到的一副对联为补正：

　　业能养身须着意，事不干己莫劳心。

　　吴宓以为此联虽然宣扬一种自私思想，但处于乱世之中，这也不失为一种处世态度。因为所谓独善其身，看似容易，实际做到很难。能够出污泥而不染，白璧自保，砥柱横流，非绝大意愿、绝大才力不能做到。吴宓的这种态度，可以他翻译的柏拉图《共和国》（Republic）中的一节来说明：

　　君子生当率兽食人之世，固不同流合污，偕众为恶，而亦难凭只手，挽既倒于狂澜。自知生无裨于国，无济于友，而率尔一死，则又轻如鸿毛，人我两无所益。故惟淡泊宁静，以义命自安，孤行独往。如此之人，譬犹风洞尘昏、飞沙扬石之际，自栖身岩墙之下，暂为屏蔽，眼见众生沉沦不可救医，而若吾身能独善，德行终无所玷，易箦之时，心平气和，欢舒无既，则亦丝毫无所憾矣。

　　应当说，吴宓之好友陈寅恪在其一生中是更多采取此种人生态度的，而吴宓虽然也对此心向往之，但由于其性格使然，常常身不由己地卷入世俗的纷争之中，而且在很多情况下，吴宓是抱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牺牲精神从事一些世俗事务的，对此恐怕也不好说他是该做还是不该做。问题是吴宓常常因此而感到痛苦，一心想摆脱而不能，这就是造成其一生悲剧（例如在爱情婚姻方面）的重要原因所在。

　　不过吴宓有时显然对于占卜之事将信将疑，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其当时的心理状态以及他所遇到的非常事变。例如1923年他的姑丈陈伯澜去世，消息传来，吴宓大为悲痛，因为陈伯澜多年来对吴宓学业上的指教以及精神上的鼓励与指导是很多的，吴宓一直视他为自己的人生导师。如今姑丈突然去世，自然令吴宓内心受到重大震撼。特别是吴宓自回国后忙于结婚和筹办《学衡》，竟未能抽出时间去拜见姑丈一次，自然内心非常内疚。也就在这种情况下，吴宓于梦中，以占卜的形式表现了其内心的不安和悲伤。据吴宓日记，陈伯澜去世后约一月，某天正是中秋节，吴宓夜里忽然梦见自己从南京到北京去吊祭陈伯澜，到京后才得知姑丈死后又得复生。他因此占卜得一神示，为“万朵红莲礼白莲”之句。此后梦境又多有变化，最后似乎是其姑丈由其姑母和吴宓等家人扶持来到保定之莲花寺，众人登上寺塔的最高层。就在这里，其姑丈口授遗嘱，然后去世，则神示得以应验。吴宓见姑丈去世，放声大哭，终于从梦中惊醒。清醒后的吴宓才想到所谓梦中的神示之句，其实是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中的诗句。看来吴宓自己因姑丈逝世过于伤心，方才有此梦。又因他以为姑丈这样的人去世应当有预兆或者其去世之方式应当不同寻常，所以才在梦中将自己读过的诗句安在姑丈身上。

　　有意思的是，陈寅恪对此类事也颇为精通。1937年7月27日，日军飞机轰炸北京，并准备占领之，国民党宋哲元将军决意抵抗。此时吴宓、陈寅恪均在北京，对时局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命运极为担忧。当天，吴宓以《易经》占卜，得“解”卦，其辞为：“利西南，无所往也，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卦文为：“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解之时大矣哉。”大概吴宓感到此卦不好理解，或者是由于此卦占的是中国的命运，因此他专门请教了陈寅恪，但陈寅恪并未马上回答，而是过了一会儿再打电话给吴宓，看来陈寅恪对此也很慎重。他告诉吴宓此是吉卦，于是吴宓才舒了一口气，和衣而卧，静待天明。那么此卦是否算是吉卦呢？今天看来不能这样认为，首先卦辞中所谓“利西南，无所往也”，不过是勉强可以解释为他们日后均去了大西南，在西南联大等处任教。结果是吴宓为谋生计多次四处奔波，陈寅恪更是因战乱导致双目失明，这样的结局能说是吉卦么？而且北京在此后不久即沦落敌手，吴宓、陈寅恪等被迫逃出北京，日军不久即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又有什么吉兆可言？不过从全民族之命运而言，中国的确最后取得了抗战的胜利，因此说是吉卦也有道理，但那已是八年后的事了。看来只有一点可以确定，即在中华民族面临空前危机的时刻，任何一个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都不会漠然置之，不闻不问。为了民族存亡，他们可以运用一切可能使用的手段和方式，来为祖国分忧，同时也为自己鼓劲。因此陈寅恪他们即使知道占卜之类是不科学的，但只要能借此获得一点心理上的安慰，在那时此种活动就非常有必要，非常有意义了。

　　大概吴宓对此卦吉利将信将疑吧，或者因为时局发生了变化使他感到有必要再占一卦。次日，他竟然又使用《易经》占卜，得“晋”卦之六二，其文为：“康侯用锡马蕃庶，昼日三接……六二。晋如愁如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此卦吴宓在日记中未言明是凶是吉，不过按照一般的解释，应当也是吉卦。吴宓卜得此卦，大概与其读过《儿女英雄传》有关，因为此小说中男主人公在参加科举考试时，其父为占其能否得中，即得此卦，结果果然高中第三名。吴宓既在心理上希望自己卜得吉卦，又在以前对此卦有深刻印象，因此他也卜得此卦就不是偶然的了。所以说到底占卜之占得何卦以及怎样解释总是与占卜人的心理活动有关，它曲折地表现了占卜者的内心愿望，反映了人们对于即将到来和已经到来的事物发展之不可预测而产生的困惑及可能发生灾祸的恐惧，在这一点上，一切占卜不过是一种心理测试而已。至于人们之相信与否，那是另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