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波，著名新闻摄影家，1924年出生于山西夏县，先后在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游击队、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青训班、延安保安处、延安大学工作学习，后历任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影科科长、北平电影制片厂照相科科长、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摄影科科长、新华社摄影部高级记者及中国女摄影家协会主席等职，当选过中国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还受聘担任过中国图片银行名誉行长。

　　一个下午，记者如约来到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的宿舍区，按响一个普通单元的门铃，“噢，你们来了，快进来吧！”一位面容清秀、身材瘦削的老太太笑着招呼我们进屋，虽然岁月的雕刀在她脸上刻下衰老的印迹，但我们还是一眼就认出这个老人就是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对象———共和国第一代女摄影家、中国女摄影家协会原主席侯波。 

　　从香山到天安门 

　　一进屋，我们立即被客厅正面墙上挂着的一张大照片吸引住了———侯波、徐肖冰夫妇俩与毛泽东在香山的合影。于是，我们的采访就从这张合影谈起了。 

　　说到这张照片，侯波陷入了深情的回忆之中。这张照片摄于1949年5月。那时，毛泽东在北平香山双清别墅休息、办公，并接见国内外的一些客人。一天，侯波接到组织下达的任务，去香山协助其丈夫、摄影家徐肖冰完成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摄影任务。“那时我的工作单位还是在北平电影制片厂，人事上还属于电影厂管。但中央有事就来电话通知，有时也直接来车接，带上摄影机就走。”那次会见结束后，客人走了，侯波他们收拾机器也准备离开。这时，毛泽东回过身来招呼他们坐下。 

　　毛泽东在延安时就认识徐肖冰，得知侯波是徐肖冰的爱人且也是从延安出来的后，便饶有兴致地问侯波是哪里人，侯波回答说山西夏县。“山西可是个好地方，关云长就是夏县人，陈赓在你家乡打了好几个大胜仗呢！”毛泽东的一番话把大家都逗得笑起来了。本来这是侯波第一次如此近距离见毛泽东，心里自然有点紧张，不敢与毛泽东坐得太近，没想到毛泽东这么平易近人，而且说话这么幽默，这么随和，她一下子轻松起来。 

　　聊了一会儿后，想到不能过多占用毛泽东的时间，侯波他们起身告辞，可侯波心里总感到这次与毛泽东的见面不应就这样结束。果然，毛泽东站起身，说：“来，咱们一起照个合影吧。”于是，与侯波他们同来的新华社记者陈正清举着照相机，为侯波夫妇俩跟毛泽东拍摄合影。侯波、徐肖冰忙在毛泽东身边一左一右站好，这时毛泽东发话了：“不行，不能这样站，女同志是半边天，要站在中间。”不由分说，毛泽东站到了侯波的左边。陈正清按下快门，这张珍贵的照片就这样诞生了。 

　　采访时，侯波深情地注视着这张大照片，感慨万千：“这张照片我们珍藏好几十个年头了，每当抬头看见它，我就会想起那次照相的每一个细节。那时我们多年轻！毛主席多年轻！共和国多年轻啊！” 

　　在用相机记录领袖的日子里，侯波每天基本上都泡在电话机旁，一有消息立即提起摄影包出发。也时常会遇到一些麻烦，有时领袖们不爱拍照。“我只能偷拍、抓拍，甚至把照相机藏起来拍照。”侯波兴奋地说道。 

　　在侯波的摄影生涯中，让她永远铭刻于心的是开国大典这天。作为唯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共和国开国大典拍摄的女摄影师，侯波拍下了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成立的那令人激动的一瞬间，给后世留下永恒的经典画面。当时她端着只能装12张底片的120型照相机穿梭在城楼上。为了抓拍最佳镜头，她冒着危险卧在天安门城楼的琉璃瓦面上。周恩来看到了，忙用手拽住她的衣角，她拍完后，发现周恩来还在拽着她的衣角。“那天，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站在天安门的前廊上，离前面的护栏不远。为了能拍到他们的正面，我只好将身体伸到护栏外面。毛主席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刹那，我的快门同时按下。这时，我感到身体一晃，差一点掉下去，幸亏别人及时扶了我一下。”说着，侯波取出开国大典的那张照片，照片上毛泽东正对着扩音器大声宣告，形象十分传神。 

　　从“阎千金”到“侯波” 

　　侯波其实本姓阎，她这个长孙女出生时，爷爷非常高兴，给她取名“阎千金”———按老百姓的说法，一个女孩就是一千金。后来，她来到位于山西省西南部的中条山参加革命队伍，当时在中条山工作、解放后曾担任云南省省委书记的孙雨亭给她改名“阎锋”。再后来她到了延安，为了保密工作的需要，保安处处长周兴为她取名“侯波”。“没想到这一叫竟叫了一辈子。 

　　侯波六七岁时就跟着当教师的姑姑去离家近15公里的学校念书。这个家虽然贫寒，但家人和睦，日子也还过得苦中有乐，厄运始于侯波父亲的身亡。在太原一个矿上出苦力的父亲，因联合工友跟长期拖欠工人工资的资本家进行斗争，惹恼了资本家，在回家的路上被资本家派人暗害了。“得到这个凶讯，家人非常气愤，但在当时那个年代，穷人怎么斗得过资本家，全家只得在一片哭声中咽下了这口恶气”。后来，在运城教书的姑姑又因病去世。侯波的爷爷受到这两次致命的打击，悲伤不已，不久也离开了人世。 

　　家境一下子陷入穷苦的泥沼，奶奶瞎了，母亲也病倒了。母亲临终时对只有13岁的侯波说，要照顾好3个弟弟。“那时，日本鬼子已打到了太原，经常看到有逃难的人群从村子旁边经过，战争的风声越来越紧”。 

　　一天早晨，一个小学同学跑来通知侯波到村外的庙里集合，说是有事情要商量。去了之后，比自己大几岁的另一个女同学说，日本鬼子要打过来了，咱们不能当亡国奴，中条山上的游击队正轰轰烈烈地开展抗日活动，咱们应该去找他们，为抗日出力。回到家后，侯波跟奶奶商量。奶奶二话没说，从柜子里摸索出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4块银元。“我今天还记得，当时奶奶对我说———孩子，以后的路就靠你自己走了。我怀揣4块银元，穿着奶奶做的布鞋上路了。”侯波回忆道。 

　　中条山是当时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重要活动场所，山上的游击队是同盟会领导下的一支抗敌决死队。上了中条山后，侯波她们被决死队分配到各村发动群众给抗日前线的战士做鞋袜和鞋垫。在这里，侯波学会了许多当时十分流行的救亡歌曲，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等。“我们的工作进展得很快，不长的时间就收集起几千双鞋子，通过抗敌决死队送到前线去。不久我又得到通知，被分配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虽说这一去离家更远了，可是不去是不行的，只有投奔革命队伍才有生路。” 

　　在经历一路艰难的跋涉后，侯波来到了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开始在安吴堡西北青年战时训练班学习，她在班里表现积极、好学、上进。有一天，青训班的人事科长找侯波谈心，问了侯波家里的情况及个人的理想之后，突然发问———你想不想加入中国共产党。“那时我只有14岁，也不太明白中国共产党是干什么的，入了党以后会怎么样，但从身边的那些大人们的身上看到，中国共产党肯定是一个了不起的组织，里面的人都是好人。于是，我当时毫不犹豫地说：想！”几天后的一个晚上，面对着鲜红的党旗，侯波高举起了右手…… 

　　“七大之后，才规定入党必须年满18岁。可我们那时候，还有十二三岁就入党的呢。”也正是因为入党时年龄太小，又无法找到入党介绍人证明，在“文化大革命”中，侯波曾长时间被认定为假党员。“事也有凑巧，多年以后，我的大儿子已经从上海医科大学毕业回到北京。他告诉我说他一个同学的父母认识我，后来见面一看，却正是我的两个入党介绍人———王宁娜和刘志明，只是他俩后来也改了名字而失去联系。这真是历史开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