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伟建：今年中东地区形势呈现两大趋势：一是由中东变局引发和激活的教俗、教派之争以及其他各种政治和社会矛盾正成为影响地区形势发展的主要因素，各种政治力量为主导国家政权、引导国家发展方向而展开博弈甚至爆发冲突成为埃及等“后革命”国家现阶段的主要特征。二是美国战略东移导致中东形势和地缘政治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叙利亚经历了一场似乎一触即发的化学武器危机，但最终得以通过外交对话化解，持续了十年的伊核问题僵局，今年终于出现了外交解决的势头，而这一切均与美国中东战略调整有关。

　　在上述两大趋势之下，今年的中东形势相比往年有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宗教力量在中东变局中的影响呈先扬后抑之势。在一些国家最初的选举中，获胜的基本都是伊斯兰政党。但今年以来，这些伊斯兰政党都不同程度遭到世俗力量的冲击。此外，在叙利亚问题上，国际社会对其背后的教派争斗因素可能向周边国家扩散、成为地区局势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之一已有所警觉。

　　第二，地区内各种政治力量和宗教组织间的斗争出现暴力化倾向，极端组织和恐怖分子乱中取利，地区安全局势不断恶化。流窜在中东各地的极端组织和恐怖分子开始在这些动荡国家聚集壮大，成为影响地区稳定的最大安全隐患。目前，中东有许多恐怖分子在叙利亚参战，在积累实战经验后又返回各自国家从事恐怖活动。

　　第三，今年以来，埃及、突尼斯和利比亚等“后革命”国家普遍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一方面，持续动荡极大破坏了它们的经济秩序，重振经济刻不容缓；另一方面，各政治力量忙于在政治重建中争权夺利，短期内拿不出治国理政良策，而西方的援助承诺口惠而实不至。在这种情况下，底层民众积蓄着对新政权的不满，社会不稳定因素在增加。

　　问：为什么美国与西方对中东变局的政治热情会下降？

　　李伟建：今年以来，美国总体上对中东变局的关注度和实际投入都有所下降，介入叙利亚内战的政治意愿明显减弱。克里今年虽多次访问中东，但其目的更多是为安抚美国战略重心转移引发的中东盟友不安情绪，缓和中东热点问题的紧张度，同时也为缓解美国国内对奥巴马中东政策批评的压力。从美俄就销毁叙化武达成协议以及与伊朗达成核问题协议看，美国显已无意在中东全面纠缠，战略重点东移已成定局。

　　除了战略重点转移之外，美国与西方对中东变局政治热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中东变局的后续发展与美国和西方最初的期望相去甚远，尤其是政治伊斯兰力量上升以及极端主义和恐怖势力的回潮是它们最不想看到的。奥巴马不愿在中东投入更多资源，还因为今年美国自身为联邦政府关门、债务违约风险，政府机能失调等诸多问题所困扰。此外，美国的民意也反映出绝大多数美国人反对再在中东地区进行军事冒险。

　　问：德国《明镜》周刊提出，现在是中国来到充满风险的中东之时了。今年，中国在中东发挥了哪些作用？中东各主要大国以及美国如何看待中国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李伟建：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始终坚持政治解决，反对外部武力干预的原则立场。今年6月，叙利亚主要反对派组织“全国对话联盟”访华，中国做了大量劝和促谈的工作。9月中国又邀请了巴林国王哈马德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访华，向他们阐述了中国坚持政治和对话解决叙利亚问题的立场。   

　　在伊核问题上，中国是解决伊核问题六方机制中的重要一员，不仅参与了伊核问题的各种机制性谈判，还在中美、中俄和中伊等双边层面上就相关问题进行积极沟通协调，不久前习近平主席还与伊朗总统鲁哈尼通了电话，重申了中国在伊核问题上的一贯立场。王毅外长最近也代表中国参与了在日内瓦举行的伊核问题谈判，为最终达成伊核协议做出了中国的贡献。

　　未来中国将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包括中东在内的国际事务中，自身所承载的国际责任和外界对中国的期望值都在增加。当前中东国家亟需吸取“正能量”来助其实现地区和平及平稳转型，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利用自身的发展优势，为中东国家平稳转型发展做出独特贡献。

　　美国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依然是中东的主导力量，但其单边行事的主观愿望和实际能力都在下降，对中、俄等大国参与中东事务的心态趋于务实。美国中东战略调整后，中东出现寻求多元安全合作的倾向，这给中国展开积极进取的中东外交带来更大的空间。近年来，中东国家对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认知有了极大提高，发展对华关系意愿强烈。尤其在经历大变局后，希望借鉴中国发展经验和获得中国经援成为不少国家的现实需要。这也为中国深化与阿拉伯国家合作提供了新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