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连足协秘书长殴打体育记者陶邢莹的风波平息后，新民晚报体育部主任阎小娴说了一句话:但愿这起打记者事件，敲响一次警钟；更祈盼，能为此类恶性事件画上一个句号。此“盼”余音未了，上海又相继发生两起打记者事件，先是雍和等3名摄影记者在一工地采访被打，昨天下午，东方早报摄影记者鲁海涛在拍摄违章汽车占自行车道时，又被殴打。

　　莫非新闻记者的履职必然要“充满风险”?

　　这些年来，时常有各国记者以身殉职的报告:2001年全球37名记者在执行采访任务时牺牲；2004年有54名记者因公遇害；2007年全世界86名记者献身；2010年全球105名记者不幸罹难……如果说，在枪林弹雨的沙场上、刀光剑影的打黑战中、危机四伏的扫毒行动里，流血伤亡不可避免；那么，如今在中国的和平年代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的记者行使合法的采访权、进行正常的新闻采访和拍摄，居然也要担风险、遭不测，岂非咄咄怪事?

　　有人说，记者挨打事件，是偶然的、孤立的，没有必要勾连起来。诚然，从发生在各地的多起打人事件看，确实没有相互关联。但偶然中蕴含必然，共性寓于个例，这些看似互不相关的事件，却有着共通之处，那就是对法制的漠视，对记者采访权报道权的剥夺。当然，记者并不享有什么特权，殴打记者也未必就“罪加一等”，但记者本身也是公民，对公民基本的人身权利予以切实保护，也包括对记者人身安全的保障。更何况，记者的采访报道，是受公众委托、社会授权，保护记者的采访权报道权，就是维护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阻扰记者的正当采访，不是心虚畏惧，色厉内荏，就是藐视法律，冒犯公众利益，都是难以容忍的违法行径。

　　诸如此类的现象似有增多趋向。陶邢莹被打之后，一位资深足球记者连呼“看不懂”，说这么多年的赛场报道，从未遇到过那么野蛮的“待遇”，如今是怎么啦?而上海知名摄影记者雍和，背着相机走南闯北，不知拍摄了多少重大新闻、突发事件，也从未遭遇暴力。法治建设持续推进，普法教育未曾间断，何以记者的工作反而“风险”大了?

　　“如果你拍的照片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炮火还不够近”；“如果我们记者不在现场拍摄、报道，那些事情就会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两位相距半个世纪先后殉职的摄影记者如是说。我们的记者为时代留影，为历史建档，他们脚踏实地，走进火热生活，身入新闻现场，瞄准社会焦点，他们以自己忠实的报道回报公众信任，也渴望有一个理想的工作状态。采访的劳累、拍摄的艰辛，他们可以忍受，也心甘情愿，毫无怨言，唯愿最基本的人身权利获得可靠的保障，所付出的代价只是流汗，而没有流血；即便有风险，也该是来自不可抗拒的自然力，而绝非法盲打手愚蠢的暴戾。

　　（相关报道见A10·社会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