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着重说第二类。这些人在参加游行前，在参与打砸前，没有违法记录，是人们通常说的“好人”。《新闻1十1》的主持人董倩说:为什么这几个人会在爱国游行的时候做出这样的举动?其中有一个人说，看到别人的情绪很激动，自己也失控了。还有一个人，他说情绪激动。还有一个人说，看到别人做，自己也做了，因此，盲从和情绪失控是这三个人共同的情况。

　　其中的李某，1982年出生。他本来的确是个“好人”——他是深圳福田区的一名义工，“我没事就去医务站做，或者去皇岗口岸疏导交通，我也是有爱心的人”。但是，9月16日这天，他呈现出另一种面目——“我当时也朝防爆车冲过去，踢车侧面，我看到地上有一个木棍，就拿起木棍要把车门撬开，但没有撬成功，于是就对着车的左反光镜砸，结果镜子被我砸坏了。”一向是个好人，突然之间变成一个暴徒，为什么?“当时也没想太多，可能就是年轻人脑子一热，一时糊涂，做出这种傻事，事后我就特别后悔。”

　　李某只知道自己是义工，他愿意知道自己是义工。但“义工”只是他的一部分，说明他有基本的善良，而这善良很脆弱。“义工”只是李某身上比较表层的一个部分，不是基本部分。

　　李某的基本部分是什么?“看到别人的情绪很激动，自己也失控了”;管不住自己的情绪，管不住自己的行为;之所以“盲从”，是对“别人的情绪很激动”没有判断，不会判断;没有判断能力，头脑里没有判断工具。

　　什么是“判断工具”?价值观。什么叫“爱国”?什么叫“权利”?别人的车，是别人的财产，李某也许知道什么是财产，但从他的行为看，很可能他的知识范围里没有“财产权”概念。这些知识、意识，是基本的判断工具，会判断，才会控制自己的行为，才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更何况李某当时所处的环境很特殊，那么多情绪激动的人集中在一起，夹杂着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口号，每个人的表情也是平常见不到的——各种听觉、视觉因素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环境，让人脱离了往常习惯了的世界，一部分人很容易在这种新鲜感、陌生感的暗示下，心理和行为都可能脱离惯常的轨道，脱离原先的观念对行为的控制，完全被眼前这个特殊环境里的“主流”行为所裹挟。当暴力行为成为一种集体意志，本来就缺乏独立意识者基本上就不太可能考虑个人责任了。

　　“革命”的风声传到乡下时，阿Q觉得世道要变，情不自禁唱起“手执钢鞭将你打”，并遐想如何霸占财物与女人——无须思考，暴力就成为他的第一选择。这段描写，是鲁迅对国人灵魂的观察的结果。　　钱江晚报(戎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