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弄堂里躺着好多解放军

　　从我1947年进“少壮”到解放前在“玉兰”的这段时期，也正是越剧的一个“黄金时期”。越剧真正进入上海主流文化行列，演出场所越来越多，一些原来不演越剧的剧场如兰心、大上海、共舞台等，都开始有了越剧演出。主流媒体也纷纷开辟越剧专栏，刊登演出评论。

　　繁荣的局面背后，则是激烈的竞争。回想当时的玉兰剧团，之所以能在竞争中一直保持稳步上升的势头，票房居高不下，首先是剧团核心成员包括演出策划等，具有鲜明的市场意识和良好的市场嗅觉。对于每天来看戏的观众，只有保持剧目的丰富多样才有吸引力。编导善于为演员“量身写戏”，选择题材时，他们考虑的不仅是剧情，还有演员的特长、时事的呼应以及观众的喜好等因素。比如在《风尘双侠》中我演红娘子，这出戏是专门为配合上海解放编写的。“卖艺”一场中，编导特意为我增加了许多武打身段：舞双刀、耍枪、翻滚、走绳等。演出后效果很好，戏院中掌声不断，这在当时是比较少见的。戏开演之后，还不断有人陆续进场，站在一旁看到剧终。

　　此外，玉兰剧团拥有一个比较坚强而稳定的阵容。在这一点上，徐玉兰大姐的眼光和魄力起了很大作用，她在选择人员时，并不一味看重名气，而关键看是否适合剧团的需要，艺术观念是否合拍。这个阵容经过了市场检验和多年磨合，在共同创作中培养出高度的默契，并由此形成了我们剧团的演出风格。后来熟悉的编剧都知道，给我们团写戏需要什么样的节奏，甚至连剧本的字数要求都和其他剧团有所不同。

　　上海解放前夕，通货膨胀持续恶化，在老百姓眼里，金圆券如同废纸一堆，人们争相抢购黄金、美元、银元，或是肥皂、油、面粉等生活物资，一波高过一波的抢购风潮，使当时社会处于一片混乱与恐慌之中。当时，明星大戏院后门靠近牛庄路的地方有一个银元交易黑市，我们在台上演出时，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总觉得外面银元发出的叮当之声都清晰可辨，这声响搅得人心里越发焦躁不安。

　　有时候演完戏在后台，大家说起时局都很忧虑：“听说解放军就要打过来了，不晓得会不会像日本人在的时候一样闹米荒，又要去排队轧户口米了。”剧团的编剧吕君樵、钱段学一直安抚大家说：“我们听说解放军很好的。大家不用慌，饭总归有得吃的。”解放后，我们才知道这两人原来是地下党员，难怪平时的言行与众不同。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我那时借住在成都路天宝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解放军进上海的前一天，外面枪声不断，房东金家伯伯的远房亲戚来做客，为了安全，晚上就没有回去。整幢房子里的人都围坐在客堂间里，神色紧张地听着窗外的动静，金家姆妈手里捧着一只首饰箱来回走动。枪声越来越近，到了后半夜，弄堂里也有了零星枪声，一直到天快亮时才停。那一晚，大家都一夜无眠。

　　金家伯伯说：“天快亮了，大家去睡一会吧！”可是谁也睡不着，心里七上八下，好容易熬到十点左右，金家伯伯大着胆子出去看看情况，过了不久，他回来说：“我打开门，吓了一跳，弄堂里躺着好多解放军……”他连说带比划，大家听了都觉得很新鲜。“他们就这样靠在墙边上睡觉，也不来打扰我们，这样的兵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们一晚上没吃东西，我们烧点热茶给他们送去吧。”我赶紧去烧开水，可是没多久，金家伯伯提着满满一壶开水又回来了：“他们不肯喝，说人民解放军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水一点都没喝还谢谢我，唉……”

　　过了一会，隔壁邻居跑来敲门：“金家伯伯，金家姆妈，弄堂里那些解放军都走了！”大伙纷纷打开大门，人们热烈议论着解放军是如何与众不同。我也好奇地跑到马路上张望，只见街上还有好多战士，他们穿着灰色的军大衣，一张张年轻的脸，有的还是稚气未脱的样子。他们安静地坐在马路边，过往的路人小声地议论着：“这些兵不去敲人家的门，就这么睡在马路上，他们真不错呀！”我也觉得，解放军和我以前见过的兵痞、兵油子是不一样的。一个好的行动，胜过千言万语，后来越剧界组织各大剧团去电台播唱欢迎解放军入城，大家都很积极地参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