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一些老师结社读书，没什么大义，也没申报什么“课题”，甚至无组织无纪律：十天半月，有空了，用两三个小时在一起交流读书感悟，茶水自带。各学科老师都有，话题是教育教学，也读小说，看闲书。有人建议，教师自觉学习，好事呀，行政上表示一下，发点书券什么的。老师们说，谢谢，不用了，读书是自己的事，和吃饭一样。因为组织松散，活动时，会有三五学生坐在稍远处，听老师们说些什么；有家长闻知，悄悄来旁听，记下老师读了些什么书，回去也买；外校的老师听说，有来联系旁听的。更有趣的，有位女教师的先生说，别冷落了我，我也要参加。有位老师在读书社受到启发，在家里宣布，我们家每星期活动一次吧，同读一本书，星期六晚上交流。

　　真好。

　　果然是人以群分。但凡娱乐之事，这些老师好像都不大在行，不会喝酒，不会打牌，甚至也不“刷屏”。也没人从事有偿家教。教师什么样，学生就有可能成什么样。老师热爱读书，学生跟真正的读书人在一起，就有可能成为阅读者和思想者。

　　不管现实怎样，人总会怀着些美好的愿望。比如，我总认为如今其实是读书的好时光。我到这个年龄，看到那么多涌过来的书，总是百感交集，觉得自己可怜：该读书的年代没书读；后来有机会读一些书了，沉重的工作压迫着，虽然抓住了一点时间，读得很不够；退休了，可以读些书了，视力却不行了，记忆力也在衰退。“文革”时期，正值青春年华，然而那时想读书就是罪过。我插队时，得知知青朋友有几本书，跑十几里路，到了那里，回说，已经借给另一个人啦。这还算是有着落的，还有下回。有时辛辛苦苦摸索到那村子，门上挂一把锁，被雨淋锈了，人不知哪儿去了，甚至门前草已有一尺高了，只能失望而归。说起这些旧事，学生会问：“那你为什么不先打个电话呢？”我说：“真聪明。亏你没问我为什么不带手机。”1970年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青少年不知道，也想象不出。如今书店或图书馆里的绝大部分书，按当年的标准，都是禁书，——当年只要能得到一本书，我们能战胜饥饿，能忍受苦役般的劳动。

　　人被强行压迫在愚昧中，而向往文明的愿望挣扎着往上浮。这个比方未必恰当。我认为自己孤陋寡闻，是随着自己的读书经历感受到的。读得越多，越觉得自己的知识太少，不但少，结构也不合理。我们那一代人受的教育不完整，靠着一点点求知欲而浮起，勉力为之，也不过是现在这个样子。

　　有位忘年交教授朋友说，他有生以来动念想结束生命只有两次，一次是政治运动迫害，他熬过来了；第二次是患老年黄斑变性，没法阅读了。夫人真辛苦，每天找文章读给他听，但他说：“那只是获得信息，不是阅读，更不是生命的享受。”

　　我总是对老师学生说，也对学生家长说，还是尽可能读些书吧，谁知道明天会怎样呢。面对种种诱惑，能抗拒一步就守住一步。年轻时多读些书，打点底子，年老时不至于空虚无聊。

　　话也只能说到这里了，读不读书，是自己的事。有一年，到某地去谈教师的阅读问题，下午座谈前，问邻座的老师，今年读了些什么书，他很诚实地回答我“学校没发”，遂感到无话可说，说了也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