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江苏省苏州市首个以乡贤文化为主题、具有社会治理功能的“乡贤议事厅”揭牌。成立“乡贤议事厅”，是为了发现和挖掘村居的乡贤资源和潜在人物，扩大“老娘舅”志愿服务团队的影响力和作用力，动员他们团结带领广大群众参与各种社区事务、村居自治活动、建言村居发展。

　　“生于其乡，而众人共称其贤者，是为乡贤。”乡贤曾淡出历史，如今逐渐升温。前不久，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社科院研究员钱念孙建议，继承中国传统的乡贤文化，应鼓励官员、知识分子和工商界人士“告老还乡”，实现人才从乡村流出到返回的良性循环。

　　一说到乡贤，但凡读过《白鹿原》的人，或许想到朱先生。他是白鹿原的精神领袖，饱学砥行，德高望重。他鼓励村民多读书，“不读圣贤书，只知点蜡烧香，怕是越磕头头越昏了”；他拟就《乡约》，“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白鹿原大旱，他受邀担任赈灾副总监时，慨然击掌：“书院以外，啼饥号寒，阡陌之上，饥民如蚁，我也难以平心静气伏案执笔；我一生不堪重任，无甚作为，虚有其名矣！当此生灵毁绝之际，能予本县民人递送一口救命饭食，也算做了一件实事，平生之愿足矣！”据《白鹿原》作者陈忠实先生介绍，朱先生并非凭空虚造的人物，其现实原型是清末民初誉满三秦的名儒牛兆濂。劝退八旗军、赈灾济民、通电抗日、主持禁烟、规劝军阀等事迹，都发生在牛兆濂身上。

　　千百年来，在中国乡村，无论建制立规还是定纷止争，无论淳化风气还是改善民生，历代乡贤在乡村治理中均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对于一些后生来说，本乡前贤还具有精神感召之效。据《宋史·文天祥列传》记载，文天祥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祠乡先生欧阳修、杨邦乂、胡铨像，皆谥“忠”，即欣然慕之，曰：“没不俎豆其间，非夫也”。小小年纪，文天祥即发誓，如果死后不置身于那些受后人祭祀的忠臣之间，就不是大丈夫。到他后来“留取丹心照汗青”，很难说不受乡贤精神所感染和激励。

　　由乡贤而衍生的乡贤文化，已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特别在自给自足的农耕时代，乡贤文化根植乡土，葳蕤多态，有形无形地支配着乡村成长。当然，受时代局限，传统的乡贤文化有其弊端，比如过于强调人治，所捍卫的乡村秩序也需要推敲。但总体上看，如果推陈出新，趋利避害，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值得传承。

　　今天提倡乡贤文化，并非复制过去。按照“十三五”规划纲要所附带的解释材料可知，“（要）借助传统的‘乡贤文化’形式，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乡情为纽带，以优秀基层干部、道德模范、身边好人的嘉言懿行为示范引领，推进新乡贤文化建设”。这意味着在建设新农村的今天，建设新乡贤文化有空间，也有必要。